本文探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人对60年代学生运动的记忆和认知,通过对不同群体、个体以及主流媒体和大众传播媒介所形成的关于学生运动的不同认知的考察和分析,说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在形成他们对过去历史的认知中所具有的极大的塑造力和重塑能力,并进一步说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大的塑造力与重塑能力体现了美国自由与民主的限度。　　 第一章将从学生运动发生时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对运动的即时报道着手,探究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新闻媒体在形成关于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时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则从前行动主义者对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反思出发,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前行动主义者回忆学生运动的内容和方式所起的制约作用；第三章通过对汤姆·海登这个典型个案的分析,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个体自我形象重塑所起的巨大“遏制”作用；第四章将考察学术界在运动发生时所形成的即时观察和运动发生后对其进行的研究,说明知识分子从主流意识形态出发形成了他们对于运动的不同认知；第五章则重点关注主流新闻媒体和好莱坞电影在学生运动形象的重塑中所表现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性。　　 纵观60年代及以后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机构和不同美国人对于学生运动的记忆和认知,可以辨认出这些认知中存在某些共性。无论是参加运动的前行动主义者,还是运动的观察者和对运动进行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对运动持肯定态度者还是持全盘否定态度者,他们对于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激进运动的性质和遗产的争论都是建立在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即自由与民主的话语体系上。他们因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察视角形成了各自对于运动的认知,如保守派认为60年代学生运动是当代美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给美国人带来的是灾难,对美国社会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而左派人士则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学生运动缔造了一种“60年代精神”,在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继续存在和发展着。但是,不论是赞扬者还是批评者,他们都认为这是一场典型的美国人的运动,一场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运动。　　 正是在这一主流社会话语体系中,昔日的激进分子纷纷重返主流社会,并为自己的回归和当下存在找到了一套符合这一“话语体系”的“辞令”,对过去的激进言行或进行反思、批判、修正和辩护,或完全放弃原来的政治信仰,实现政治上的彻底“改宗”,并倒戈一击；而新老保守主义者和美国主流文化机构和社会群体则秉承这一“话语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对学生运动展开了方方面面的批判,无论是对运动本身,还是对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或贬抑歪曲、或对其进行“妖魔化”的描述。　　 总之,对于挑战者和反对者,只要他们在自由民主体制范围内的所作所为没有逾越一定的限度,没有对自由民主体制构成威胁,没有危及社会稳定或损害国家形象,他们的异议之声是允许存在的。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主流意识形态就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对挑战者进行改造、对他们的激进思想进行过滤、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排斥。如果排斥不掉,主流意识形态就会对其进行边缘化、丑化和妖魔化,让其在自由民主体制下难以存活。　　 可见,在美国这样一个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核心价值观,以开放性、多样性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中,当挑战者和反对者对美国核心价值体系和美国自由民主体制构成威胁的时候,美国社会并不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无限的容忍度。对于这些“异质”成分,他们会想尽办法剔除以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的。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自由与民主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