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东汉史,要从东汉史著述入手,所以袁宏的《后汉纪》这部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东汉史史籍,具有重要意义。《资治通鉴》的出现则为东汉史编撰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同为编年体史书,又同述东汉史事,所以对两书的比较很有价值和意义。史著研究的史学史意义在于从所著为何上升到为何而著和所著何为,而基于比较的史著研究会使其更加凸显。就编撰体例而言,《后汉纪》“人物小传”的写人方法吸纳了纪传体写人的优点,具有以人序事的作用,而其类书的方法,从横向上拓展了编年体的叙事空间,并具有展现时代风貌与特点的作用;《资治通鉴》写人则较为规整,大多仍延续编年体以事序人的方法。于记事上,《后汉纪》战事、政事、文事并重,但其记战事侧重于政治意图,记政事多落脚于君臣关系,对于文事则多载文以彰显之;《资治通鉴》记战事更重视过程本身,记政事多重视制度及施行,于文事则较为疏略。在记时上,《资治通鉴》沿用了《后汉纪》的记时方法,于具体时日外,以“是时”、“先是”、“初”等词衔接史事,从横向和纵向上拓展编年体的叙事空间。《后汉纪》和《资治通鉴》在编撰体例上的异同,也展现了编年体史书体例的发展和流变。史著的史论多服务于其撰述目的。《后汉纪》试图以“通古今”的方式达到“笃名教”的目的,而《资治通鉴》致力于有资于时世,所以《后汉纪》的史论多落脚于名教的内容和如何“笃名教”,而《资治通鉴》的史论多聚焦于为政之得失。史书之作,多为政治而服务,所以某种意义上史论皆政论,也即展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君臣是封建皇朝的主要施政者,两书政治观的关键也在于此,制度及施行是另一个方面。两书史论、政论之别受著述者天人观念的影响,正统观和民族观也影响了两书的编撰体例和史论政论。此外,两书之作受所处时代之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的史学特征。《后汉纪》的人物小传和类书人物的方法即受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兴盛和时人品评人物风尚的影响。而《资治通鉴》之作,多受北宋士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之影响。史学与社会互动的意义即在于深层次地发掘出为何而著的原由,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