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为《刑法》分则规定之真正身份犯,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主体的解释直接关系到贪污罪成罪与否,同时,在既有法律体系所确立的贪污罪主体范围的基础上,实践操作中仍不断出现因嫌疑人、被告人贪污罪主体问题而产生争议的现象。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和刑法理论界对贪污罪主体问题素来十分关注。为了对贪污罪主体相关争议问题进行研究,文章在系统梳理了与贪污罪主体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演变的基础上,对呈现而出的两大解释观点即身份说与公务说进行了阐述和对比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公务说的合理性。公务说是认定贪污罪主体身份的有力学说,公务说以相关人员的公务性为核心,公务性有两个齐备要素:国家代表性和管理性。但就贪污罪的罪质和公务性产生的基本条件来看,贪污罪主体的公务性必须具备基本的侵财基础和地位基础。公务说应该得到提倡,但是公务说在实践中仍有理路不清的问题,因此,该文分别对基层组织人员、国家出资企业中人员和科研人员等三类人员的公务性问题进行了探讨,理清和解决公务说以公务性为核心的技术性问题。不论基层组织人员、国家出资企业中人员还是科研人员,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讲,均具备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要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定性出行为人所从事的公共事务,从而确认其主体身份的公务性,既要对公务性的两个要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准确恰当的理解,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动态眼光。这正是文章在解决贪污罪主体具体争议问题时所要坚持的方法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