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雾霾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活与健康,近年来愈演愈烈,渐次升格成为颇为敏感的政治、社会乃至国际影响问题。“阴霾压顶”,折射的不仅是环境问题、民生问题、而且是发展问题,更涉及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京津冀雾霾治理,需要区域合作治理中的重要治理模式和组织平台——府际合作来运行和实施,府际合作也是京津冀一体化的管理主体和实施载体。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是在新的时代特征、发展理念、社会背景及社会管理、政府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出现的新的管理方式、治理模式与运作机制,是一种管理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政策工具综合运用的创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在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倡导下,在国家着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府际合作,具有多重效应和意义,特别是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区域府际合作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多元治理的必然选择。京津冀雾霾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是推动区域一体化,实现区域生态污染治理的重要抓手和有效保障。切实提高京津冀区域府际合作的运行层次与效能,关键在于设置清晰目标与合理规划、建立切合形势需求与针对问题的实用性合作模式,核心在于健全组织与互信平台运行,充分发挥稳健的合作动力与保障机制的支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府际合作的机制的有效运行和效能的充分发挥,充分动员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治理主体在共治规则与理念下的有效合作是前提,但加强领导,统一布置,强化监督是首要。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的目标包括总体目标、政策目标和管理目标。总体目标在于统一编制区域空气质量规划、统一区域环保标准、统一区域能源供应分配政策。府际合作的政策目标,是建立统一有效的政策机制,监督机制、保障机制,立法机制。京津冀雾霾治理合作管理平台的归一性、管理目标的同一性、管理功能的一致性、管理考量指标的统一性、管理的系统性是府际合作的管理目标。府际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污染废气排放治理,农业污染生化排放治理,生活污染煤烟排放治理,以及交通污染尾气排放治理。府际合作的推进步骤与时间节点分为酝酿合作期(20]4-2015年),框架合作期(2016-2017年),深入合作期(2018-2020年),良性合作期(2021-2030年)。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合作可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合作模式,每种合作模式都有其适用领域、合作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加强三地府际合作,需要解决协调制度、授权、让权以及如果有效解决现有环境政策内容中的“碎片化”等问题。其中,探索、构建有效的府际合作模式尤为重要。在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针对各种模式运转机制中的突出问题提供协调与修复方案,对于推动复杂的生态环境治理走向府际合作,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当前京津冀雾霾治理中,需要突破府际合作中的行政困境、市场困境和社会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多元治理工具的复合作用,实现治理主体的无缝隙合作。健全府际合作组织的功能属性,在于建立法律体系的权威性、推进行政体系的有效性、尊重市场体系的规律性、树立监督体系的公平性。只有在具有共治理念引领、整体策略安排、利益制度协调、协同政策治理、舆论认可支持等各种条件满足条件下的府际合作信任机制充分建立,府际合作组织与平台才能充分有效运行。京津冀雾霾治理中府际合作的动力机制有政治动员机制、系统性制度动员机制、府际合作的利益平衡机制,外围保障机制有信息交流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绩效评价机制等构成。只有充分发挥各项机制的有效性与协同性,形成制度合力,府际合作才能有效开展和持续平稳运行,同时提升合作组织功能、增强影响力与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