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毫无疑问,宏观经济的稳步提升离不开微观企业的发展壮大。公司治理作为微观企业健康成长的制度保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薪酬契约的有效设计能够同时将激励和约束双因素纳入到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中,达到代理人与委托人效用函数趋同的目的。近些年来,不断涌现的高管超额薪酬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探索了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并形成了“契约有效观”和“管理者权力观”两种主要观点。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出台相关政策来限制高管超额薪酬。那么,高管超额薪酬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有效契约理论已经过时?这正是本文重要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中最重要和最热门的议题。本文从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高管超额薪酬现象出发,在“契约有效观”和“管理者权力观”的研究框架下,以我国2007-2016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超额薪酬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高管超额薪酬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了“契约有效观”,在经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排除反向因果问题以及排除替代性假说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2)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后发现,高管超额薪酬通过提高风险承担进而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承担是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部分中介因子;(3)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的探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在国企中并非完全无效,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即使同是国有产权的国有企业,层级不同也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差异;(4)相比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5)高管获得超额薪酬后,不同的市场化进程会对企业的创新选择产生影响。当以申请的专利总数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时,市场化进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较高的市场化进程有利于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是一种实质性创新,体现了高管的真才实干;而较低的市场化进程则会导致较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申请,是一种策略性的创新,体现了高管的“面子工程”。本文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