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明代韩学研究中关于明初韩诗接受的研究。韩愈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为后人所熟知的重要人物。他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贞元、元和时期。作为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面对安史乱后的唐室积贫积弱局面，尤其是因儒学统绪不继而造成国家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提出重新建立儒家“道统”，排黜佛、老思想的侵蚀，并提出了可行的社会挽救方案；进而首倡古文运动，主张创作秦汉时期散行畅达的“古文”，对抗时兴的骈体文，故而促成了中唐散文的繁荣。在唐诗史上，更明显的，韩愈是继李杜之后的又一个为唐诗开疆拓土的大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既雄奇百怪又奥衍劖刻，但亦不失畅然坦易与流利自在，尤其以怪奇诗风赫然挺立在中国诗史中。后世对韩愈及其诗、文的研究，即对韩愈生平、儒学思想等以及对其诗歌创作的接受，在宋、清时期形成了两座高峰；尤其是宋代的韩学，不仅自具一格，而且影响了后世韩学研究的基本格局。韩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因素不仅是中唐文化演进的结果，更深刻启发了宋诗的创作。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明初韩愈诗歌接受研究”为题，分析、归纳、总结韩愈诗歌在明初的接受情况，进而试图阐发韩诗与明初唐诗学的深层关系。本论文由引论、正文、结论、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引论部分包括问题的由来、韩学史及韩诗接受史，以及创新所在。正文分为三章。笔者试图揭示明初的韩诗接受状况。第一章以明初的经世思潮为背景，该思潮出于明初欲重新建立新的文化制度的需要，明廷极为注重唐风、唐制，积极向盛唐学习，并极力在全国上下鼓起一种风雅教化的“古风”，企图为新制度营造新风气；另外，朝廷又积极征用人才，揽用贤人。这两重因素合起来促成了明初士大夫的经世热情，所以此时的文学观与文学批评要么注重儒家的温柔敦厚之风，要么重提《诗》作为“经”的作用，提倡风雅精神，要么借《诗》为古诗的代表，在诗歌运动上，重新建立具有明代特色的清刚健举的诗风。分别论述宋濂、王祎、陈谟、朱右、苏伯衡、方孝孺等人对韩诗在风雅层面上的讨论。第二章以高棅《唐诗品汇》为切入口，着力于高棅的唐诗学观与他对明初唐诗学的兴起之功。既分析高棅继承严羽“以盛唐为法”的宗唐思想，即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向上一路”的师法途径，且结合时代与作家两方面辨析诗歌体制；还着重吸取元杨士弘编选唐音《唐音》“审其音律之正变”的思想而主张“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而且注重唐诗中的风雅正声与风雅性情。高棅对韩诗的选录，重在其五七言短古，而且将其置入“正变”品目，它们形制短小，内容易熔炼，更易贴近上古诗，甚至是上古歌谣的特性，易于讽咏，易形成高古的诗意；另，高棅所选的一些古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郁躁、矫激的性情之变及清峭、豪荡的较独特风格，因而不符合高棅对“温厚和平，谐于风雅”的预期的话，更易于理解韩诗的“正变”品格。高棅对韩诗始终持有暧昧的心理。他确实认识到韩诗风格，这只是或针对唐诗发展史，或针对韩诗的风格本色而言，并非是高棅对所选韩愈古诗的正面表达；对韩诗风格艺术的体认服务于辨识风雅正声、定格调（音律）正变的需要，是牺牲了对韩诗的彻底考察。第三章主要讨论李东阳格调论唐诗学对韩诗的接受。他是明代诗学上转变风气的人物，其《怀麓堂诗话》初步具备了明代的格调论特征，是格调论的发轫著作。李氏诗论的精彩之处是以声论诗，注重诗文辨体，在这两种诗学视角下，对韩愈诗歌的正变地位有较多论述。他既把韩诗大音鞺鞜之声调比之为音乐系统中的“角声”以示其“不失唐调”，也看到了韩愈古诗中的“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最可贵的是，李东阳看到了从魏晋的简古诗格到唐宋转关之际杜、韩、苏的“渐粗”诗格，因而揭橥了一个比后来的格调论者更为流动的唐宋诗史观，对与韩诗紧密相关的宋并未一概唾弃，反倒多有几分很定。另外辑录明人追和、摹拟韩诗的诗歌创作。笔者发现明人在宗唐崇古的创作面貌之外，通过对韩诗的摹拟创作，亦能发现其对韩诗的喜好，以期较全面考察这一接受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