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国际化、市场化的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大学组织开始经历深刻的制度和组织变革,其中一个主要的趋向是建立创业型大学。然而,尽管改革不断,大学组织却面临越来越多的变革困境,许多改革都徒劳无功。那么,什么是大学变革，大学变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大学该如何有效的进行变革，本研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索。　　大学组织变革是指大学内部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变革,这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前沿性命题,也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中最让人困惑的问题。在最近30年,学术界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大学组织变革分析范式,即同构性理论、分化理论和同质异形理论。同构理论强调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变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分化理论强调大学组织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大学组织及其行动者,变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同质异形理论试图把两者综合起来,强调大学组织变革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这三种理论其实是从新制度主义中演化和生发出来的,它们各有优势。本研究认为,研究大学组织变革应该以同质异形理论为主,充分借鉴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只有把三种理论范式中的积极要素综合起来,才能真正弄清大学组织变革的制度逻辑。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制度理论,本文从弱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角度建构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能很好的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组织持续增长的共性和固有的差异。一方面,大学组织变革必须与环境变迁的方式相适应,这就是同构性变迁。这种变迁首先承认环境的挑战,然后找到策略来应对这些外在的力量。大学变革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宏观社会制度具有一定的同构性。根据同构性理论的逻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为了应对来自全球的不断增长的压力和挑战,都会吸收新的正统的标准和组织基模,来进行高等教育的变革和重组,大学变革是在相同的全球环境压力下组织的同构过程,反映的是大学变革的趋同趋势。另一方面,在全球共同的压力下,不同的大学组织还会有不同的反应,大学变革还受大学组织所在的国家、大学自身的遗传以及大学中的行动者的影响。这是因为政策企业家是能动的人,他们的感知和理解活动会导致组织不同的反应和结果。尽管在同构压力下会发生大学组织变革,但是这些压力严重依赖组织行动者的接收、选择、理解、合并、重构等。　　本研究采用成功研究法,从制度扩散和制度转化的角度描述和解释了斯坦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冰岛大学的变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公平与大众化、提高教育质量与重建一流本科教育、研究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等世界标准大学模式在全球扩散,斯坦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冰岛大学的变革充分体现了这些标准模式的影响。笔者发现,在一个不断同质化的世界里,美国大学模式作为大学的世界榜样正在全球的扩散,美国大学的原则和理念标志着当代精英大学的普适模型。在这三所大学的变革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大学变革的制度同构。然而,这三所精英大学的变革与它们创造性的制度转化也密切相关。在学术系统和大学组织中,变革更多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全球化的大学模式在扩散过程中,不得不与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等相斗争。当普适性的大学模式从美国向欧洲和亚洲扩撒时,斯坦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冰岛大学的政策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来实施,这体现了地方社会和制度环境对制度转化的重要影响。制度转化的这一特点对处于变革中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含义。大学组织创新很少从废除旧制度开始,往往是对一些既有制度的原则和实践进行重组,来形成新的应对性制度。而且,大学的全球模式常常被剪裁来与地方制度相混合,并不是完全取代地方制度。　　总之,不同国家的大学在面临相同的全球环境压力和挑战时,由于不同的制度历史、组织特征和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情景,会采取不尽相同的改革途径。大学变革常常是渐进演化的而不是激进变革的。因此,中国在推动大学变革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大学改革者必须把西方新的思想与本国具体的实践相结合,以确保新思想和实践的顺利实施;第二,要选择具有全球视野的大学领导者,因为领导者越是对新的原则和实践越是认同,这些原则和实践就越有可能被转化到大学组织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