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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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翻译理论研究中,译者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心才开始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译者主体性研究才开始得到重视。本文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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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翻译理论研究中,译者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重心才开始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译者主体性研究才开始得到重视。本文从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阐释学视角出发,以《围城》英译本中讽喻翻译为例,通过对文中典型译例进行定性分析,探究《围城》讽喻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发现,《围城》讽喻翻译中译者主体性在阐释学四步中表现为:信任阶段,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选择翻译《围城》、相信其中的讽喻可译且具有翻译价值;侵入阶段,凯利和茅国权借助其现有知识储备和以往文化研究对文中讽喻进行解读;吸收阶段,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讽喻时,或采用异化策略通过直译保留讽喻中的文化意象,向译入语中引入新的表达,或采用归化策略通过意译省去或替换讽喻中的文化意象以便读者更好理解原文;最后补偿阶段,两位译者通过增译、添加脚注等方式弥补了前三步中因解读或采用不同翻译策略而造成的原文信息部分缺失等不足。上述四步都清晰地再现了讽喻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通过本次分析,笔者丰富了《围城》讽喻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同时也希望本篇论文能够为讽喻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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