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横跨当代文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的重要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实绩有目共睹，其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更是在秉承其以往的乡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秦腔》、《高兴》和《古炉》是贾平凹在新世纪后最主要的三部乡土长篇小说，这三部小说依旧承袭着他一贯的乡土作风，更重要的是，贾平凹揭示了一些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历史问题。《秦腔》与《高兴》是通过对当代社会城乡关系问题的思考，从而揭示出乡土中国的衰变与城市文明的畸形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乡土国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乡土坚守派”在挣扎中老去；“乡土逃离派”在边缘中迷失。因此，无论怎样选择，乡土作为一个传统的命题，其内部成员的历史命运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在城乡失衡式发展的今天，其现实意义更为深刻。而刚刚出版不久的《古炉》更是以“文革”为背景、以基层的乡土中国为场域、以细碎化的叙述历史的方式，展现那个动荡的年代的人性裂变与历史碎片。从中可以看出，贾平凹虽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但其视野并不拘泥于他生活过的陕西小乡村，而是以小见大，看到整个乡土中国的发展历程，并有一种透过历史去深入洞察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展现人性的畸变，具有高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本论文从历史、叙事、文化、人性等诸多方面对贾平凹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秦腔》与《高兴》是以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的所呈现出的主要问题为依托，即城与乡的关系问题。虽这不是新话题，但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反映出的具体问题是不同的，因此在新世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当下，对乡土社会的重新关注与研究是必要的。它即关乎传统文化的承续问题，也关系到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处境问题等等，对其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而《古炉》是当代文学少有的专门针对“文革”这一重大而敏感的历史时期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本文也力图从历史叙事、文化意义、暴力美学等多方面对贾平凹式的“文革”书写进行细致的剖析。纵观贾平凹新世纪的三部长篇乡土小说，论文试图在对作品进行文本式分析之中，从整体上把握贾平凹对历史、对当下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从而达到对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的存在意义的深刻挖掘，在“文学与乡土”这样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当代文化主题之下，贾平凹新世纪之初的乡土想象，构成了当下的乡土与历史的参照，这也是一种现实与想象互相照应的文化模式，与其说它是一种乡土中国的文学与历史经验的总结，不如说它更具文化与历史反思的力量和探知未来的建构社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