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后,最终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一员,基本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随着八十年代的来临,韩国民主化运动更是风起云涌,1987年“6·29”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其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这就往往使得这样一种印象深入人心——即韩国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先产业后民主”的道路。如果按照这一观点,认为朴正熙权威体制时期民主化被极度压制,甚至一度停滞,那么即使有产业化为之提供的物质基础,民主化也不可能在没有自身积累的情况下,一蹴而就。思想与组织上的积累与经验,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才是韩国民主化运动成功的真正原因。因此,为了更好的认识韩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民主化大潮,为了更好的理解韩国现代化模式的真正内涵,我们必须追根溯源,探究朴正熙权威体制时期韩国产业化与民主化的真正关系。在探明此问题的过程中,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史学方法论,及其与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具体结合,在全文中得到了贯彻。首先,从朴正熙权威体制与韩国产业化的关系来看,其权威体制建立的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被当作重要的背景而首先提及,而政府导向作用的强力与有效,更是在朴正熙权威政权对产业化的态度与实际作用中得到了凸显。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朴正熙权威政权建立的必然性或选择性问题的探讨,是为了澄清误解,即朴正熙权威政权对于韩国产业化的实现虽然确实贡献巨大,但不能因此而把这一时期权威政权的建立当成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产业化不应成为阻碍民主化的借口。其次,从朴正熙权威体制与韩国民主化的关系来看,朴正熙权威体制虽在其执政前期,因经济发展而获得了政权的“有效性”,但其终将无法取代“民主”与政权“合法性”的天然联系,这一时期韩国民主化运动以在野党的斗争、社会运动及执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顽强的存在着,其在思想动员与组织实践上的成长,对于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高潮的来临意义重大。然后,在分析朴正熙权威体制与韩国产业化、民主化关系的基础上,以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的相互关系为突破点,对产业化与民主化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具体是以1972年维新体制确立为界,通过对“民主化的弱化与权威体制的强化”及“产业化的强化与权威体制的弱化”这两个阶段的动态分析,探明产业化与民主化并行发展的原因,及其韩国现代化模式具有的产业化与民主化主导势力不同、重产业轻民主的特点。总的来说,本文通过对韩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朴正熙权威体制与韩国产业化、民主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得出韩国现代化模式的实质是一种产业化与民主化的并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