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制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私募股权基金制度要素对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绩效的影响，根据斯科特(Scott，2001)对于制度的划分，分别讨论了制度基础要素中规制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认知性（Cognitive）三个维度要素在私募股权基金运行机制上的体现。在规制性要素方面:运用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了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制度形式下对管理者愿意付出的努力及产生的期望收益的影响;通过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前后的变化，探讨了在规制性因素变化情况下对私募投资绩效的影响。在规范性要素方面，通过对外部合法性、内部合法性的分类，列出了部分影响公司绩效的要素，并与投资绩效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构建了回归模型。在文化认同的角度，主要是从私募股权基金普遍采用的估值方法入手，讨论了绝对法的估值指标与绩效的相关性优于相对法的估值指标的相关性。　　在制度理论的研究方面:诺斯(North，1990)认为制度提供了博弈规则，而组织是博弈的行动者。两者关系上，组织会促进规则的建立，在利己性的动机下，制定对组织有利的规则，并通过政治手段、经济措施捍卫这些规则。在一定条件下，组织也会变更这些规则，使制度适应组织形式的要求。诺斯的观点关注规则、规则设定、以及规则的实施，而并非关注参与博弈者的团队、结构、策略，他的研究更关注建立制度性规则的系统过程。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强调了制度与组织的统一性，认为组织及其程序、结构本身就是制度，作为制度的组织就是一种设计用来治理生产活动并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系统，组织与制度是统一的。威廉姆森关注的是制度的规则性要素，而非产权、合同法之类的背景条件，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威廉姆森及塞尔兹尼克等学者认为，组织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制度，是由组织代理人设计的，从组织代理人的各种选择中逐步演变而成的，组织与制度两者是一个统一体。迈耶、朱克尔(Meyer，Zhukeer，1976)提出了新制度主义的主要观点，他们强调发生在社会层面的过程与个体组织运行之间的关系，反对组织与其存在的制度环境割裂。朱克尔(1983)认为，现代组织是现代社会中卓越的制度形式。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理性化的组织实践实质上是文化性的，并且是现代文化的核心。社会中的理性化制度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使正式组织变得更为普遍和复杂，组织的构件元件分散于社会之中，企业家或创新者仅需花少许精力，就可以把他们组成一个新的组织。　　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在于对于不同制度要素对私募股权基金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主要监管制度变化对私募绩效的影响，和制度性要素对私募绩效的影响方面。研究框架主要参考了Chan和Makino、Dacin(2007)的文章，从合法性的角度将制度要素进行分类，并研究了这些要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任何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到企业制度之中的，政府的行为对于企业的经济行为会带来影响，制度的变化会对组织的经济行为带来约束，但也同时会带来行动的路径。具体而言，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制度的规制性要素研究方面:研究新股发行制度前后变化会对私募股权基金绩效带来显著影响，提出了研究结论:原有的IPO为主的私募股权基金盈利模式会在新制度变化下带来改变。数据分析结论部分，通过设计概率密度函数模型，证明了在有限合伙制的PE组织结构中，管理者所愿意付出的努力以及投资者的期望都大于在公司制下PE管理着所愿意付出的努力及投资者的期望收益，所以有限合伙制更适合于PE基金的组织结构。在对我国股票一级市场IPO抑价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从2006年之后我国A股市场的IPO数据样本，对比2009年新股改革前后新股抑价率水平的高低，并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新股发行改革对我国IPO的影响。　　制度的规范性要素研究方面:根据Chan和Makino、Dacin(2007)的研究框架，从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两个方面对投资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外部合法性方面，选取了IPO审批进程、上市前股权变更、媒体关注度三个指标与投资绩效建立回归模型，创新点在于，通过研究发现私募入股后实施高管变更，会削弱被投资企业的外部合法性，进而在项目退出阶段会影响私募的投资收益;上市前股权变更的因素研究发现，实施股权变更不利于私募获取高的收益，这与市场上普遍出现的私募投资领域“上市前转股”、“突击入股”的模式相背，对私募投资实践提出一定数据上的借鉴;媒体关注度角度的分析，发现了实施IPO进程的媒体关注度提高，有助于私募从二级市场获取更高的退出收益。在内部合法性方面，本文主要选取了员工薪资水平和管理层离职率两个指标，与投资绩效的正相关性。　　制度的认知性要素研究方面:主要选取私募机构广泛认知的估值方法体系，通过绝对法和相对法两种估值方法，研究该两种方法下的估值结果与企业实际投资退出绩效间的相互关系。绝对法指标包括:销售收入、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相对法指标包括:市盈率、市销率、市净率。从相关性分析结果来看，企业估值与绝对法指标的相关性强于相对法指标，验证了本部分假设。　　本文围绕制度的基础性要素提出6个假设:　　假设1:在有限合伙制的PE组织结构中，管理者所愿意付出的努力以及投资者的期望都大于在公司制下PE管理者所愿意付出的努力及投资者的期望收益。　　假设2: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新股抑价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3:私募股权基金投后实施高管变更与外部合法性存在负相关关系　　假设4: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的外部合法性与投资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5: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的内部合法性与投资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设6:绝对法估值与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绩效相关性高于相对法估值　　政策建议部分，主要提出了加强行业监管及国有投资公司的项目投资采取有限合伙制开展股权投资的建议。目前，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还是由多部委共同管理，政出多门。分别由发改委、财政部、证监会从不同政策层面分别管理，缺乏成体系的行业监管办法。由于PE行业的迅速发展，一级市场规模日益扩大，PE行业问题也逐渐暴露，为加强行业监管，可探讨由一个政府部门专设机构统一监管，加强行业的规范性。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相关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国有投资公司拥有资金及资源上的优势，但其由于受到财政部、银监会及中投等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目前尚未广泛运用有限合伙制作为直投公司的组织形式。在投资业务中会遇到国有股减持、评估、备案等非国有有限合伙制机构不用遇到的问题。并且，该类国有投资公司受监管程度高，评估、备案需要在财政部完成，不能够适应市场上迅速做出投资决策的要求，受到很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国有投资公司开展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模式，并建议大型国有投资公司采取有限合伙制的模式进行私募股权项目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