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的融合度也在不断加深，加之我国当前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对金融创新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成为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金融自诞生以来就在支付结算、在线理财等领域向商业银行发起了挑战，对银行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市场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不断加深，商业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两者从以挑战替代为主的竞争关系逐渐转变为以融合共生为主的互惠关系。商业银行也积极借鉴互联网金融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开启了新的转型发展之路。因此，研究互联网金融业务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金融业务对银行经营效率有着怎样的影响，商业银行又应该如何利用这种影响来加快其转型发展的步伐，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绪论中重点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研究成果，发现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出现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少有研究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对本身经营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确定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在第二章进一步介绍了关于效率、银行效率、互联网金融方面的主要理论依据，进一步阐述了研究互联网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理论来源。为了确保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本文根据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在第三章对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理论和测度方法以及研究变量间动态关系的方法进行了介绍，围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的基本原理和效率测度的优势进行了说明。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所能够获取的样本数据，本文最终确定选择非参数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产出导向模型）来测量样本决策单元的经营效率。为了确保计算所得效率值客观可靠，本文综合比较了生产法、中介法和资产法等确定投入产出变量的方法，考虑到银行业务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中介法确定选择员工人数、存款总量、营业费用、利息支出等为投入指标，选择贷款总量、中间业务收入、营业利润等为产出指标，并计算得出了样本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Malmquist指数。随后，本文将计算出的各类效率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交易额作为解释变量，先后进行了数据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最优滞后阶数选择、模型稳定性检验等，发现各种检验结果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本文决定分别建立三个VAR模型，并利用脉冲响应原理对模型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以观察各类效率值对互联网金融业务冲击的响应。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互联网金融业务交易额在受到外部的某一冲击后，会立即传递给商业银行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对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产生同向的冲击，冲击效应在前3个月内快速增强，随后逐渐保持稳定并形成长期效应。当互联网金融业务交易额在受到外部的某一冲击后，会立即传递给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在一定时间内分别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产生正向和反向两方面的冲击，冲击效应在前5个月内最明显，随后在正反波动中逐渐收敛于X轴，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初期会对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构成冲击，对线下产品交易额产生短期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是:(1)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可以从总体上有效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2)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对商业银行具体的效率类型存在不同的影响;(3)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既存在长期改善效应，可能也存在短期挤出效应;(4)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主要效率提升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即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主要效率提升的格兰杰原因，但效率提升不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的格兰杰原因;(5)商业银行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与商业银行规模效率之间没有明显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能因此断定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根据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本文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1)全面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提升商业银行整体效率水平。要将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升级到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传统业务的融合。(2)立足服务“长尾”客户群，减轻发展初期的挤出效应。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业务进步将“长尾”客户群进行细分，提供精准式服务。(3)将发展互联网金融与内部机制建设结合起来，提升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4)确立“线上反哺线下”的发展思路，改善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努力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特性与物理网点经营转型紧密结合起来，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最终形成线上线下双渠道共生发展的良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