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无疑是加大了对于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从某种意思来说来说立法思维是从“重受贿、轻行贿”,逐渐转变为“行贿与受贿并重”。在立法上对行贿罪方面进行了增设罚金刑、从严适用从宽处罚、扩大犯罪认定范围等修改,而在受贿罪方面却作出了降低法定刑的修改。这一增一减之间,看似是在均衡行贿罪和受贿罪的刑罚。但是确导致出现了一种两罪量刑不均衡的情况,比如出现了行贿罪第一、二档法定刑高于受贿罪的不合理现象。再如,对行贿罪从宽情节的限制规定也不利于充分发挥行贿人揭露、惩罚受贿犯罪的作用,给司法机关追诉受贿罪的调查取证增加了难度。因此,笔者以研究行贿罪的立法沿革和司法现状为出发点,基于严而不厉的思想,分析归纳目前行贿罪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行贿罪司法定罪量刑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探索,最后从立法角度对行贿罪规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行贿罪立法和司法中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梳理。首先就行贿罪规范的立法沿革加以阐述,探讨其在当前所面临的困惑,并指出《刑法修正案(九)》修改后行贿罪立法上的具体问题。然后是对行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惑进行阐述,列举出行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并加以分析。第二部分对行贿罪规范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立法方面行贿与受贿并重处罚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立法的科学性,另一个方面,严厉打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也是新的行贿方式出现的助推力,而宽严相剂的刑事政策才能将行贿方与受贿方置于囚徒困境之中,得到宽大处理的机会是打破行贿受贿之间统一阵线、降低司法办案难度的关键。第三部分对行贿罪司法定罪量刑的现状进行分析考量。在定罪标准上,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不正当利益”、“为谋取”心态和“贿赂范围”进行新解读。在量刑上,对《刑法》规定的行贿罪基本法定刑、加重法定刑和法定从宽情节提出新解释。旨在希望通过就行贿罪在实践中所面临的争议或问题加以探讨,推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行贿罪问题的策略,从而促进行贿罪有效治理的实现。第四部分综合前文对行贿罪问题原因进行剖析的基础上从立法角度提出完善建议。主要以对行贿罪构成要件和行贿罪量刑等加以完善为着眼点展开研究,其中,针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提出了三点完善建议,即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行为方式”、“贿赂范围”三个方面进行修改,在行贿罪量刑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罚金刑、构建贿赂犯罪“特殊证人豁免”制度、调整行贿罪法定刑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