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传播的研究在我国不断深入,政府和媒体也开始意识到危机传播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突发事件中,对于危机信息的传播、民众情绪的安抚和舆论的引导这些方面仍然不够理想,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往往危机的第一现场信息发布权转移到社交媒体手中,而在危机发生后,官方舆论场的权威信息发布跟不上,谣言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严重时甚至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在8.12天津爆炸事故中,以政府和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各类网络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分别通过自己的渠道来发声,两者都有其自己舆论场的构成、传播和特点。官方舆论场主要是通过新闻发布会来进行最权威的信息发布,同时配合新媒体平台上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来进行双管齐下的传播。不仅如此,各类传统媒体充分发挥党的喉舌作用,进行舆论的宣传引导,同时也不忘媒介的社会责任,对于事故本身以及由此产生各类次生舆情进行跟踪报道和追问。此次事故中,官方舆论场的表现不佳,发布会上信息发布的不够全面、及时、透明,记者提问环节时中断直播,发言人对于提问回答不清,“打太极”现场常见,引发的次生舆情也不能及时化解,一度让人诟病。地方官微发布信息及时性还有待加强,更侧重于救援信息和伤亡情况的追踪发布,与网民缺乏互动,不能成为网络舆情监控和引导的前哨战。地方媒体不能及时发声,被网友质疑“天津,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而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进行独家报道,主动设置议程,引导舆论。地方的迟钝和主流媒体的主动构成了此次官方舆论场的生态环境。正是官方舆论场在一开始有失先机,造成天津事故发生后初期民间舆论场的异常活跃,由微博网友首发爆炸事故的视频,微博作为第一现场报道的功能在此次事故中充分表现,在官方未发布权威信息时,网友已经上传并转发了许多事故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引发网络热议。此次舆论场活跃的不仅是微博平台,微信作为新崛起的社交平台,在此次事故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虽然在传播的速度和时效性上不如微博,但是在内容的整合和深度挖掘上,微信还是有其优势。在发挥微博、微信这类自媒体的优势时,其弊端也开始显现,巨大的信息量已经无法把关,导致谣言的滋生和传播。网友通过发布相关爆炸信息来记录事件、通过转发来促进传播、通过评论来形成舆论,构成了异常复杂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一样,自然会有所冲突,两者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价值观的冲突、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民间舆论场对官方舆论场话语权的解构,但这并意味这两者不能和谐共处。两个舆论场利用共有的网络平台,官方舆论场利用新媒体,一方面可以监控舆情,另一方面更是良好的互动机会,在危机传播过程中,两者逐渐出现议题重合、互动频繁的良好趋势。目前形成的两大舆论场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相辅相成,共同进步。根据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笔者认为建立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良性互动传播机制,在危机潜伏期应该注重对于危机的预防、社情的监测和各方媒介素养的普及；在爆发期应注重发布及时、有效、全面、真实、权威的信息,注重反馈,及时补充舆论；在危机蔓延期,要注重对于事件的追踪报道、对于谣言的管控和舆论引导；在危机解决期要注重信息的整合和反思,政府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当前的应急救援体系,媒体促进政府、社会和民众的反思,推动制度变革,培养公众危机意识,提高公众应对危机的能力和素质,最终要构建多方交流平台、深化两个舆论场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