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日,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益世报》作为民国四大报纸之一,与《大公报》比肩,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份重要报纸,在天津乃至全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不断在中国挑起各种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天津《益世报》在对日问题中表现出坚定的态度立场,经常发表犀利时评,成为当时反日的舆论先锋,在中国新闻史上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力图在原始资料梳理与公众舆论发掘的基础上,以“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大地兴起的抵制日货浪潮为研究重点,回溯历史,对当时大众报刊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动员进行审视和思考。笔者通过对《益世报》进行文本分析,探讨大众报刊对“抵制日货”这一社会群体事件进行舆论动员之经过,力图从报刊的两大方面,即报道内容和版面形式出发,探究舆论动员之机制。在舆论动员的内容策略方面,《益世报》首先通过事实报道,揭示日本的经济阴谋、揭露日本的军事暴行,并同步报道全国各地反日行动,用新闻事实为读者建构了一幅日本侵略中国、狂妄横行的图景；其次,《益世报》通过情感动员,对外抒发国仇家恨的悲情叙事,对内倡导民族-国家集体认同,释放并扩大人类血脉中流淌的中的情感因素,唤起社会共鸣；最后,《益世报》通过理性动员,针对不同动员对象采用不同策略、传播舆论领袖意见、开辟专栏读者共同探讨,以理性的分析、独到的判断达到舆论动员之目的。在版面形式层面,本文重点分析《益世报》在版面布局上的编排策略,如以集中编排营造感官强势,以穿插编排深化读者印象,以图文编排使真相跃然纸上等。笔者通过对内容策略和编排策略双重考量,揭示民国时期大众报刊对社会群体事件进行舆论动员的深层逻辑。为进一步解析《益世报》在“抵制日货”的舆论动员过程中纵向和横向变化,本文试图从社会群体性行为的动员研究入手,重点考察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论动员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多主体、多含义、多层次的复杂性,以揭示和判定“抵制日货”这一复杂社会过程中,《益世报》的舆论动员呈现出怎样一种发展历程以及不同环节如何互动的丰富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