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4日，工党领导人陆克文(Kevin Rudd)取代约翰·霍华德当选澳大利亚第26届总理。两个月后，陆克文实现了在竞选中的承诺——对澳大利亚土著人“被偷走的一代”进行正式的公开道歉。这个举动受到澳大利亚公众的广泛欢迎和认可，这不仅安抚了“被偷走的一代”人内心深处的创伤，同时也推动了澳大利亚一贯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从而向融合的社会跨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早在五万多年前，土著人就已经来到这片大陆，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直到1788年，英国殖民者建立了第一块流放地后，双方的矛盾不断升级。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土著人根本不能抵挡欧洲人的进攻，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原住民的人口数量因此骤减，很多种族已经灭绝。由此开始，土著居民开始被边缘化。他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反而还要接受自己的子女被强行带走的事实。因为劳动力短缺以及后来的同化政策，促使澳大利亚产生了历史上“被偷走的一代”人。　　根据人权组织的调查，1900年至1970年间，有将近10万土著儿童被强行带到政府机构或者宗教机构。而这些被带走的儿童大多数是混血儿。政府认为，不断的通婚可以使土著人种的肤色逐渐变白，这样其生物特征就会消失。在白人社会的文化渲染下，接受教育的土著儿童会彻底和他们的文化断绝联系，从而使土著人彻底灭绝。另外，很多人认为混血儿童对社会来说具有潜在威胁性，因为他们是两个人种卑劣基因的产物，并且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快速，很多人为此担心，这些人会对社会的安定构成威胁。　　在文化研究领域，身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部分。社会特征包含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而政治能够左右公众的价值取向，因此本文通过对“权力”的分析，得出不同力量群体对同一个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声音。而政府的态度对“被偷走的一代”的文化身份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作用。通过分析，作者提出“被偷走的一代”现在正承受着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些人没有归属感，觉得自己被边缘化，这些都会有碍澳大利亚向一个更加融和的社会发展。　　本文将社会和文化连个重要概念结合在一起，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界定“被偷走的一代”这一社会问题。文章第二章解释了相关概念的含义，以及历史演变过程，包括身份、权力以及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通过介绍身份中的三个部分: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以及对身份政治的介绍，从理论高度对文章进行提升。　　围绕着身份的概念，第三章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被偷走的一代”产生的背景、原因、目的、方式以及带来的影响。让读者从事实中了解这一历史现象的过程。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被政府边缘化，而他们中的“被偷走的一代”人更加被边缘化。　　文章第四章介绍的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公众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态度的转变。霍华德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持否定态度，他们质疑所谓的“一代人”的人数，并且认为，这一代人不应该为上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承担任何后果。但是，与之相反的是，陆克文总理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当选会公开对“被偷走的一代”道歉，并且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以及好评。此外，政府态度对公众态度具有引领作用，因此，在澳大利亚，很多普通民众都对这一历史事件十分关注，并对这一代人表示支持和同情。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也陆续以土著人、“被偷走的一代”人为蓝本，这种话语权的转换，表明了公众对此的态度转变，从而说明澳大利亚社会正在向多元文化主义方向前进。　　文章第五章通过前文在理论、历史以及当今态度等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被偷走的一代”人有相似的经历，比如幼年被强行带走，进入白人社会学习、生活，在身体和精神等方面承受着一定程度的伤害。而且，这一代人都或多或少的感觉没有归属感、被边缘化，因而很多人都承受着一定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　　陆克文新政府的正式道歉无疑有助于土著人与非土著人建立更和谐的关系，有助于民族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和发展。但要真正改善原著民的生活水平，澳大利亚仍需要更多切实有效的政策。　　本文旨在通过对“被偷走的一代”人文化身份的分析，对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发展提供一些帮助，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这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此外，很多国家都存在少数民族的问题，本文将以一个全新的角度为同类事件提供一个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