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成为拥有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影响着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投资、消费、储蓄、劳动力供给结构等重要的环节,对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出了现实的挑战,也为我国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并且影响科技创新水平,威胁着中国的养老事业,阻滞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水平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口迁移在城镇化推进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民迁往县城实现非农就业的城镇化模式难度低,县域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且县域经济单元存在自身特色,在城镇化规模加快的过程中,将城镇化作为影响因素与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考察人口迁移变动是否能为我国城镇地区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科学应对老龄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扩展的托达罗模型,结合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尝试构建出联系城镇化、人口迁移、老龄化的图形,对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此来探究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关系。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全国1676个县的县级层面数据,以人口迁移和老龄化作为内生变量,将城镇化及其他因素纳入统一的框架构建了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探究县域层面城镇化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且分离出“城镇化→老龄化”和“城镇化→人口迁移→老龄化”两条路径来探究城镇化水平对老龄化水平产生的直接影响效应和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的变动水平对老龄化水平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结论表明:城镇化通过直接效应“城镇化→老龄化”有效地减缓了老龄化程度。对于间接效应“城镇化→人口迁移→老龄化”,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口迁移,大规模以年轻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对迁入地区老龄化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时间段城镇化对老龄化产生的效应不同,为探究城镇化对老龄化影响的动态性特征,本文按照人口普查时间将样本数据分为了 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段,来研究城镇化随时间发展对老龄化的动态影响特征,结果显示随时间的推移,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直接弱化效应减弱,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的间接效应由2000年的促进作用转变为2010年的缓解作用。即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综合效应上升,且都呈负向,即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综合缓解作用不断增强。另外,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与老龄化也存在着地域差异,为探究城镇化对老龄化影响的异质性特征,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数据分为了经济发达县市和经济欠发达县市来深入挖掘城镇化对老龄化影响的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在样本异质性方面,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直接效应呈负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减弱的趋势,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的间接效应呈负向,但是不断增强,经济欠发达县市中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直接弱化效应较大,而经济发达县市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对老龄化产生的间接效应更强。本文的创新之处如下:(1)本文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1676个县的县级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研究了县域城镇化与老龄化的关系,丰富了县域层面的研究;(2)本文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把城镇化、人口迁移和老龄化联系起来,作为统一的框架进行了分析,解决了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城镇化→老龄化”和“城镇化→人口迁移→老龄化”两个传导机制分离出城镇化对老龄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重点研究了城镇化通过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的间接影响;(3)本文还在时间、空间等多维框架下全面分析了城镇化与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城镇化对老龄化影响的动态性和异质性特征。综上所述,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弱化,而城镇化的间接效应虽然不断增强,但是最终会难以抵消直接效应的下降,即通过人口合理布局的城镇化应对老龄化的方式并不能持久。因此,县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人口迁移政策。一方面,可以加强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力度,提倡开展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模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国际角度考虑,可以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通过“高技术”移民来缓解国内年龄结构失调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国民进行生育,加强生育福利制度体系建设。此外,由于人口迁移使乡村呈现出了“被动”老龄化的趋势,我国农村养老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应该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