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列强之间为了争夺商业原料、商业资金、贸易市场等的垄断权而进行的强力斗争中,时处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可谓是他们的囊中之物。西藏虽远处祖国边陲,也并非平静之地,先后经历外强的数次凌辱,并最终随着1894年亚东关以“约开”的形式被迫向英国开放通商,从而沦落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掠夺地。亚东的开放,一方面,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抗争失败的最直接表现。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的西藏社会注入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因素,引起了社会表象的一些变化。随着亚东的开放和藏英(印)贸易的急速增长,西藏地方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漩涡。至此藏英(印)之间形成了新的具有殖民色彩的、畸形的贸易关系。这种畸形贸易关系,明显不同于藏印之间早在吐蕃时期就已形成传统的自由贸易关系。本文以亚东开关为中心,以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平衡状况为突破口,并试着运用发展学理论,探讨近代西藏社会在“约开口岸”的历史背景下,是否启动“现代化”之路。本文的主体内容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对西藏传统的贸易情况进行概括性的梳理。探讨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历史上已形成的传统贸易形式、内容等情况,阐析近代大英帝国的崛起和殖民中心向东转移的历史原因,使得论题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最后对西藏地方面对列强的侵略所采取的保卫政策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总结。第二章主要就亚东开关后近代西藏商事机构的出现及其职责、权限等进行较为详细交代。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亚东开关前后藏英(印)贸易格局的演变情况,以及开关年间双方进出口商品结构、货值平衡状况等方面较为深入的分析。并以国际贸易学的角度,阐析数据分析结果所显示的贸易现象。最后根据相关文献和数据,总结近代藏英(印)贸易所呈现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就藏英(印)贸易对近代西藏社会所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并试着运用发展学理论,对口岸贸易是否启动西藏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论题进行深入分析,将其同中国内地口岸贸易进行横断比较,以此得出较为可观的论断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