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经济发展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配置对其他要素的配置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我国经济发展要从过去的高消耗、高污染、高增长转为低消耗、高质量和高效率的发展,必须大力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必须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另一个方面,金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存在局限和缺陷,客观上就要求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初步建立,对于促进资本的优化配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金融发展还很不充分,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我国政府在资本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缺位”和“越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为了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必须深入研究金融发展、政府干预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本文着重阐述了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及传导路径;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运用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2010-2016年我国30个省份和26个行业的相关数据,利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两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同时把剔除科教文卫后的地方财政支出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的指标,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且分区域进行讨论。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会受到上一期资本配置效率增长态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仅会降低资本配置效率,还会抑制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从区域角度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地域差异,金融发展水平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资本的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影响程度逐步降低,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不显著。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对资本配置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政府干预严重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影响程度逐步降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对资本配置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