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的主动性人格是个体和组织的共同聚焦,员工要发挥主动性人格,积极掌握和影响环境,组织也需要依赖员工的主动性人格来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幸福感是个体永恒的追求,组织中的个体面临着追求绩效和幸福感的双重目标。然而目前组织更多关注了绩效的有效性,而忽略了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组织应该更多的关注到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关注到员工的自身成长等各个方面。本研究关注主动性人格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呼应了积极心理学的趋势。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主动性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文章分别从个体间层面和个体内层面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效应,并采用了静态和动态的视角来验证主动性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为了更好的开展研究,本文将这个话题分为了三个子研究。子研究1是一个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在中国背景下主动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和积极互惠信念的调节效应。子研究2在子研究1静态视角的基础上,关注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对每周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机制。子研究3关注了主动性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恢复机制,并将主观幸福感操作化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验证了恢复水平在主动性人格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顾客不当对待的调节效应。子研究1研究的是个体层面的主动性人格与个人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机制。子研究1是一个个体层面的研究,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高主动性人格的个体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子研究1从社会交换理论出发,提出人际信任是主动性人格与个体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中介机制,个体的积极互惠信念是主动性人格与人际信任之间的重要边界机制。子研究1分为2个样本来验证。子研究1a通过对中国一家高科技公司371名员工的抽样调查,考察了主动性人格对员工生活满意度的主效应,以及积极互惠信念对主动性人格与员工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子研究1a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244名年轻人样本数据分析,在子研究1b中检验了主动性人格与个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和积极互惠信念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人际信任中介了这一正向的关系。积极的互惠信念并没有调节主动性人格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而是通过人际信任来调节主动性人格对生活满意度的间接影响。子研究2关注个体的主动性人格对每周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会不会有影响,以及为什么会有影响。子研究2运用自我一致理论来检验主动性人格如何提高每周的反刍、正念与未来乐观,从而提高个体的每周的主观幸福感。在子研究2中,97名被试完成了五轮问卷调查,回收了97份测量个体间变量（主动性人格）和388份测量个体内变量（每周的反刍、正念、未来乐观和主观幸福感）的问卷。分析结果显示,主动性人格对个体每周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效应。在主动性人格影响每周的主观幸福感的动态机制中,只有每周的未来乐观中介了主动性人格对每周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而每周的反刍和正念在主动性人格与每周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都没有得到证实。子研究3关注的是主动性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恢复机制,是对子研究1和子研究2的有效补充。子研究3运用资源保存理论来验证主动性人格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中恢复水平的中介作用和顾客不当对待的调节作用。子研究3在呼叫中心进行了三轮问卷调查,运用151份问卷进行线性回归后发现,主动性人格与个体的积极情感显著正相关,与个体的消极情感没有显著关系。个体的恢复水平在主动性人格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顾客的不当对待调节了主动性人格通过恢复水平影响个体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中介效应。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了动态的视角来研究主观幸福感,并验证了主动性人格对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及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指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主动性人格与个体的静态的和动态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机制。本文在中国情境下研究了主动性人格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证实了在中国背景下主动性人格的跨文化普适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管理实践也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未来研究可以在多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采取更为严格的实证研究程序,采用多层次的研究设计、多来源的测量数据和纵向数据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的关注主动性人格对动态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介和边界机制。本文是从幸福快乐论的视角研究主观幸福感,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更多的关注主动性人格与幸福实现论视角的指标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可以采取追踪研究设计,探索主动性人格的动态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