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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书活动与所禁书籍皆简称为“四库禁书”。 清代禁书,历来为学者所关注,而乾隆朝以其禁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尤为瞩目,各种通论性的清史及文化著述无不涉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主流意见可概括为: “寓禁于征”。乾隆征书,即寄寓禁书之祸心。换言之,征书、修书为表面文章,禁书才是真正的目的。 禁书的主要目的,是掩盖明代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和明清之际抗清的历史,打击民族意识、反清思想。此皆清帝狭隘之民族观念所致。 禁毁书达3000余种,几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相当,文化典籍遭遇巨大摧残,后果极为严重。 八十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对此提出不同见解,但尚未有人予以系统研究。正文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乾隆从征集遗书到纂修《四库全书》,再到禁书令的发布,先后下达诸多上谕,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对上谕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证实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禁书并非乾隆下令征书时的蓄谋。同时,本文将四库禁书放在乾隆武功卓著,力求文治昌明的背景前,进而放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文化建设的成规中进行考察,以论“寓禁于征”等观点不切实情。 第二部分,以两条线索,即四库禁书与四库修书的关系、乾隆与官僚层面的矛盾与互动,疏理四库禁书的始末,系统揭示禁书活动的目标,远不仅是打击民族意识、反清思想。四库禁书是乾隆帝以我国封建正统继承者自居,对文化领域进行的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活动,与《四库全书》纂修相辅相成,以期建立以维护清统治为极终目的之封建文化体系。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禁书谕令正式下达,迄四十三年(1778)年末四库馆制定“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贯穿屈大均诗文案、《字贯》案、徐述夔《一柱楼诗》三件要案,树立“悖逆”样本,推动禁书的查缴进入高峰。从政治层面上打击明末清初史籍、文集中的非清、反清思想主要是这一阶段所为。 第二阶段,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末“予限两年查缴禁书”始,清查范围扩大到所有文字材料,清查内容涉及文化、道德、社会风俗等层面,乾隆欲将违碍彻底禁绝,以整顿“世道人心”。四库禁书表现出官方文化视野对书籍及其他文字的功能、价值的认识。 第三阶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末以后,中央奏准全毁、抽毁书目已陆续公布,“毋庸查办”的文字案件剧增,禁书呈缴渐少。在禁书活动逐步松弛的同时,乾隆不断完善封建文化样本,一则通令各省年终汇奏抽改《御批通鉴纲目续编》数量情形,欲树立其为“读史之指南”,一则严格复审纂修已成的《四库全书》,剔除“违碍”内容,更着重于封建文化的建设。 第三部分,讨论四库禁书的基本原则和奏准全毁书的毁书标准。乾隆严禁诋触清朝的文字,严查万历以后的明季奏疏及谈兵、谈边书籍,全毁钱谦益等“首恶之人”的文字作品,还特别重视查禁关涉明末党争的书籍等,禁书的原因与标准呈现出多样性。这是从横的方面,即对查禁书作分析,进一步阐明第二部分所提出的观点。 第四部分,汇考各省奏缴板片、书籍,对“禁书”加以分类、辨析。通过考察中央对各省奏缴书籍进行严格审核、区分的过程,说明地方呈缴的数量颇丰的请毁书与中央奏准禁毁书的区别。又根据各类抽书著录《四库全书》及存目的比例;抽毁书经处理后听其照旧流行的规定;以及军机处抽毁书目中曾明确指出有5种并无违碍、“毋庸销毁”等事实,本文认为抽毁书有其特殊性,应与全毁书区别看待。 结论部分指出,本文力求对四库禁书这一封建文化专制措施,作一个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四库禁书期间,乾隆时时处于矛盾之中,既想彻底铲除诋触清朝的文字著述及思想潮流,又深恐触及“忠君”之道德底线;既要惩治所谓的“悖逆”案件,却担心搞得人人自危,有玷“盛世”之声誉。所以从国家的全局看,征书、编书、审校、禁书,无不与乾隆帝力图树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对臣民“教化”,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终极目标相关。但在今天看来,乾隆的禁书举措影响恶劣,无疑是一场文化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