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而言,人类国际关系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有更替、也有迭加的阶段:古代以自然关系为主的阶段,近代以经济关系为主的阶段和现代以技术关系为主的阶段。而技术作为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表现的也是某种关系。如果说,民用技术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技术反映的则是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关系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科研立项,影响着军事技术的研发进度,影响着军事技术的装备规模,影响着军事技术的作战应用。本文以中国核武器项目在1972年前的研发部署为案例,结合大量权威的官方文献、学术文本、口述史、回忆录及来自美国FRUS档案库、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有关单位的历史情报档案,对1949年到1972年间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受国际关系的需求牵引的情况进行分析。全文内容分六章展开,其中第二章至第五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阐述了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的外部要素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命题,对于深化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总结我国核武器项目的历史经验均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章聚焦于中国核武器项目的上马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落后和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核武器的原因。研究认为,核时代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战略视野,国际安全环境催生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政治需求,国家身份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心理动机,而技术的国际交流增强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技术可能。第三章探讨当时的冷战形势对中国核武器研发进度的影响,分析了美国的要挟与威胁、中苏核合作的中断以及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反应。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了中国研发核武器的进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类型影响了核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国家间关系的转变延缓了中国原子弹的初期研发;而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态成为了中国核武器项目推进的动力和约束力。从核武器的反向互动力的层面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核武器也成为了平衡三国关系的一种工具。国际政治上的关键性决策和事件对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作用于国际关系。第四章从这一时期中国的核武器的装备规模出发,探讨中国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选择发展“适度”、“足够”核武库的原因。本章首先从这一时期3次标志性的核试验出发来分析中国进行有限核试验原因,然后从这一时期中国核导弹力量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中国相对均势的威慑战略,最后探讨了中国的核装备对国际形态的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武器的生产规模、装备类型、部署方式以及他国对中国核武库的认知与判断都受到国际政治互动以及国际战略态势的影响,同样中国核武器本身也是影响国际体系的驱动力。第五章则着眼于中国核武器的作战原则也就是中国核战略问题,从历史、现实以及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整体责任三方面阐述自卫防御策略的产生、应用及其影响。研究认为,中国核战略的制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民族的战略传统、对国际政治形态的认识、国家身份的定位、国家形象的追求以及对本国在世界政治体制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的核战略以防御和自卫为根本特征,也使得中国成为了维护国际核和平的积极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从来不是单一的决定论。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核心要素影响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反过来也影响国际关系。需求牵引与技术推动是动态发展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技术的立项、研发速度、装备规模以及作战应用都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同时,这些军事技术也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元素,影响了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安全态势和外交态度。正是在国际关系互动中升起的东方蘑菇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以一种不再沉睡的雄狮形象重新矗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