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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作为重要市场中介，其发布的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依据之一。无论是实践经验还是学术理论都表明分析师对于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其行为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发现分析师个人特征、券商及目标公司特征都会对分析师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毋庸置疑的是社会环境作为分析师重要的互动对象及约束条件，也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还较少，少量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分析师预测时期外部环境的短期影响，对可能具有长期影响的文化等社会环境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研究了分析师成长时期的社会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具体地，本文选取了社会环境中的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即：“普适型”社会环境、“社区浸入型”社会环境、“社区外溢型”社会环境。本文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现有分析师文献对社会环境关注不足的缺陷，还尝试性地探究了社会环境的作用边界，这对完善分析师的研究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地，首先本文从家乡依恋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普适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分析师对于家乡的情感会使其产生保护欲望，当家乡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会对污染的“元凶”重污染企业给予更悲观评价，表现在分析师EPS预测乐观性更低、正向大胆预测更少、买入及强烈买入评级更少三方面。同时，我们还发现以上效应会受到分析师个人、分析师家乡及目标公司特征的影响，表现为在男性分析师、家乡遭到重大环保事故的分析师中更显著，在企业环保社会责任履行较差、预测复杂性较高的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最后，对于预测效果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家乡空气污染较严重时，分析师对重污染企业的预测准确性显著降低，对重污染企业的正向盈余修正的信息含量显著增加，负向盈余修正的信息含量显著下降。
其次，本文从性别歧视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社区浸入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对于性别歧视本文采用各地级市男女出生比的数据衡量，研究发现若男性分析师成长于性别歧视较高的地区，其预测乐观性更高、一致预期偏离幅度更大、预测更不准确。另外，本文还发现成长时期的性别歧视经历会导致男性分析师与女性分析师在预测效果方面的差异扩大，具体地，相比于女性分析师，男性分析师的预测更为乐观、一致预期偏离幅度更大、预测更不准确，同时当地区性别歧视较为严重时，以上差异更为显著。最后，本文还发现，家乡的性别歧视社会环境与男性分析师预测的及时性显著正相关，与其正向盈余修正的BHAR显著负相关，与负向盈余修正的BHAR显著正相关。
最后，本文从赌博文化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社区外溢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对于赌博文化本文利用裁判文书网中地级市人均赌博案件数量衡量，研究发现若分析师成长于赌博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其预测大胆性更高(包括正向预测大胆性与负向预测大胆性)，同时预测的准确性也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大胆的预测是对私有信息的披露，而非纯粹的赌博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赌博文化更加有利于经验不足的分析师进行私有信息披露，表现为预测的大胆性和准确性均提高；同时，当目标公司预测复杂性较高时，赌博文化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了当公司存在较大不确定时，更需要分析师的“冒险精神”。最后，我们还发现家乡的赌博文化会导致分析师更少地根据启发性的信息预测，表现为自我从众行为更少、预测时四舍五入更少。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不仅完善了分析师研究体系，也扩充了关于社会环境及印记效应的相关文献。具体来说，以往关于分析师的研究学者们多关注于分析师个人、目标公司及券商层面的特征，有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关注于分析师成长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发现社会环境会通过影响分析师的情感、性格等，并进一步地对其预测效果产生影响。本文研究补充了分析师相关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次，本文研究了社会环境中的三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社会环境的作用范围及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地厘清社会环境对分析师的影响渠道，这对探究社会环境的作用边界具有启示意义；此外，以往学者发现过去的经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微观层面，学者们现在多关注于职业初期经历的影响，成长时期作为性格、思维模式等形成的敏感时期，在该时期的经历也应当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分析师成长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丰富了“印记理论”及社会环境的相关文献。同时，本文各个子问题的研究也丰富了家乡依恋、性别歧视、男女行为差异、赌博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本文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近年来我国多次强调要发挥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师作为重要信息中介，对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分析师行为的系统性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理解及甄别分析师的行为，有助于投资者等更好地利用分析师发布的信息；其次，本文发现社会环境与个人内在特征相同都是影响分析师预测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在要求分析师等中介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还应当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具体地，首先本文从家乡依恋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普适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分析师对于家乡的情感会使其产生保护欲望，当家乡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时候，他们会对污染的“元凶”重污染企业给予更悲观评价，表现在分析师EPS预测乐观性更低、正向大胆预测更少、买入及强烈买入评级更少三方面。同时，我们还发现以上效应会受到分析师个人、分析师家乡及目标公司特征的影响，表现为在男性分析师、家乡遭到重大环保事故的分析师中更显著，在企业环保社会责任履行较差、预测复杂性较高的重污染企业中更显著。最后，对于预测效果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家乡空气污染较严重时，分析师对重污染企业的预测准确性显著降低，对重污染企业的正向盈余修正的信息含量显著增加，负向盈余修正的信息含量显著下降。
其次，本文从性别歧视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社区浸入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对于性别歧视本文采用各地级市男女出生比的数据衡量，研究发现若男性分析师成长于性别歧视较高的地区，其预测乐观性更高、一致预期偏离幅度更大、预测更不准确。另外，本文还发现成长时期的性别歧视经历会导致男性分析师与女性分析师在预测效果方面的差异扩大，具体地，相比于女性分析师，男性分析师的预测更为乐观、一致预期偏离幅度更大、预测更不准确，同时当地区性别歧视较为严重时，以上差异更为显著。最后，本文还发现，家乡的性别歧视社会环境与男性分析师预测的及时性显著正相关，与其正向盈余修正的BHAR显著负相关，与负向盈余修正的BHAR显著正相关。
最后，本文从赌博文化社会环境的视角研究了“社区外溢型”社会环境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对于赌博文化本文利用裁判文书网中地级市人均赌博案件数量衡量，研究发现若分析师成长于赌博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其预测大胆性更高(包括正向预测大胆性与负向预测大胆性)，同时预测的准确性也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大胆的预测是对私有信息的披露，而非纯粹的赌博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赌博文化更加有利于经验不足的分析师进行私有信息披露，表现为预测的大胆性和准确性均提高；同时，当目标公司预测复杂性较高时，赌博文化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大，这说明了当公司存在较大不确定时，更需要分析师的“冒险精神”。最后，我们还发现家乡的赌博文化会导致分析师更少地根据启发性的信息预测，表现为自我从众行为更少、预测时四舍五入更少。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从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不仅完善了分析师研究体系，也扩充了关于社会环境及印记效应的相关文献。具体来说，以往关于分析师的研究学者们多关注于分析师个人、目标公司及券商层面的特征，有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关注于分析师成长时期的社会环境，研究发现社会环境会通过影响分析师的情感、性格等，并进一步地对其预测效果产生影响。本文研究补充了分析师相关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次，本文研究了社会环境中的三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中社会环境的作用范围及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地厘清社会环境对分析师的影响渠道，这对探究社会环境的作用边界具有启示意义；此外，以往学者发现过去的经历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微观层面，学者们现在多关注于职业初期经历的影响，成长时期作为性格、思维模式等形成的敏感时期，在该时期的经历也应当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分析师成长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丰富了“印记理论”及社会环境的相关文献。同时，本文各个子问题的研究也丰富了家乡依恋、性别歧视、男女行为差异、赌博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最后，本文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近年来我国多次强调要发挥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师作为重要信息中介，对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分析师行为的系统性研究，有助于资本市场理解及甄别分析师的行为，有助于投资者等更好地利用分析师发布的信息；其次，本文发现社会环境与个人内在特征相同都是影响分析师预测效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在要求分析师等中介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还应当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