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有其独特的逻辑结构并且此结构是不断变革的。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中的要素,同样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意识形态批判并非直接服务于政治需要,但它却可以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理论入口。在20世纪西方左派的语境下,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话语随着资本主义内部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具体阐述这种变化之前,我们应该铭记,是马克思首先打开了这种批判的理路入路。尽管他从未对意识形态的概念做出一个清晰明断的界定,但正是这种带有开创性的却有几分暧昧不明的理论话语,为后人的进一步发挥提供了绝佳的思路。　　 本文先追溯了意识形态批判作为20世纪西方左派焦点问题的由来,溯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开启式研究,第二国际理论家以及列宁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争论,葛兰西在此基础上开创的霸权问题的研究以及通过阿尔都塞人们对霸权理论的再认识。　　 接下来,本文探究了意识形态批判话语在20世纪经历的具体的理论和现实的变迁。首先,我们看到作为马克思后继者之一的葛兰西,站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身陷囹圄,仍然苦苦思索打破资本主义枷锁的方法。其在狱中的泣血之作将马克思打开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路发展成了独具特色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循着这条思路,在资本主义由生产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社会的具体历史情境下,从再生产的角度构筑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通过阿尔都塞,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葛兰西的理论。而20世纪末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则在世纪末的后现代情绪下再次思考意识形态的问题,重申了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尽管此时他们所谓的霸权已不同于葛兰西意义上霸权,但其思路却都承袭于马克思开创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路。与其同时代的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将意识形态批判引入了文化研究和批判领域。在今天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几乎将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杰姆逊等人的尝试一方面看来更加远离现实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却的确以文化为中介将意识形态批判引向了更加宽泛的领域。本文正是通过具体审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杰姆逊等人在后现代背景下思考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勾勒出意识形态理论在20世纪西方左派那里的不同图景。　　 最后,本文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出路进行了思考,而思考的入口,却也正是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要理清前人的思路,反思前人的理论,不得不走与前人相同的路,举起手中的利器——意识形态批判,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挖掘出一条新的解放的思路,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