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上海的宜乐里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是1920年代加租风潮中一个个案，与其他的房东加租案在发生时间、纠纷原因、房客应对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同时，它还涉及到工部局越界筑路、中国的国土主权问题，这是宜乐里案的个性之处。　　从加租勒迁风潮到房东撕毁县示为宜乐里案的第一个阶段。1923年底，房东郑伯昭加租不成，便决定拆屋重建，向沪北工巡捐局领取到了房屋翻造执照。宜乐里房客，则向宝山县署申请到了“不得恃强工作协逼迁移”之布告。不想，郑伯昭竟然串通洋商，公然撕毁县示。此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上海六十四公团向官署联合请愿，要求严办此案。　　1924年4月，以推放租界为收回会审公廨条件的消息甚嚣尘上，推广租界之事也使宜乐里案变得更加复杂，上海地方团体纷纷开会反对，共保国土。闸北人士为保持闸北国土，成立了国土维持会，它在后来宜乐里案的交涉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4月底，房东所定的勒迁限期将至，房东房客双方矛盾升级。　　5月初，宜乐里房屋被郑伯昭伙同工部局武装暴力拆除，这是宜乐里案的第二个阶段，也是高潮阶段。工部局的越权行为遭到华界舆论的一致声讨;而工部局却借《字林西报》辩称是为了处置“暴乱群众”。房屋被拆后，房客代表寻求各方援助。马路商界联合会、国土维持会等上海地方团体纷纷致函交涉使据理力争。与此同时，泰利洋行向会审公廨起诉房客代表，冯明权被租界巡捕强行拘留。　　1924年底，宜乐里房屋翻造工程大体告竣，新屋退缩地面阔有数丈，工部局在此越界筑路，这是宜乐里案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越界筑路的交涉过程中，沪北五区商业联合会、国土维持会、沪北工巡捐局、江苏交涉公署等华界方面虽然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宜乐里最后仍然被工部局据为已有。　　中文里的“国家”是由“家”和“国”组成的。宜乐里案中“家”即为房屋，房客的容身之处;“国”主要是指宜乐里的国土及管辖权。为了保“家”卫“国”，宜乐里房客和闸北人士虽然采取了诸如开会商议、集体请愿、联合抵制、官方交涉等多种解决途径，但这两次斗争均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一，这是由近代中国的弱国背景所决定的;二，官府交涉不力，对外国势力倾向于妥协;三，上海恰逢多事之秋，削弱了宜乐里案的援助力量。保“家”和卫“国”是宜乐里案国人抗争的两个层面。“家”即房屋的拆除，为后来的“国”土侵占创造了条件;而“国”的孱弱，又是“家”之被毁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