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高深知识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交叉融合的趋势和现代大学内部基础理论与外部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创业型发展方向,我国高校院系数量设置过多所带来的学科分散、壁垒森严等问题日益突出。对院系数量变化的过程和机制进行探析有助于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源,对基层学术组织的优化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访谈相关人员和查阅档案,在对中国东南部省份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A大学内部院系组织演变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参与A大学学院数量扩张不同领域内行动者的微观行为意义进行分析,提炼出参与A大学学院数量扩张的多重制度逻辑,从而对A大学学院数量的扩张过程做出分析与解读。研究发现A大学的学院数量是在以下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下扩张的:政府、市场、大学和以学系为代表的更基层学术组织。我国政府一直将高等教育政策视为重要的政策工具,通过教育资源调控包括A大学在内的所有高校按其希望的方式设置或调整内部组织。与政府直接的行政指令不同,市场通过效益的杠杆,对A大学内部承担主要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学院施加影响。另外,由六所高校组建而成的A大学新成立的校部需要对学校实施有效的管理,对学院结构或布局的调整成为路径之一。而作为传播知识的学术性机构,A大学内部的基层学术组织还需要适应高深知识分化与综合、基础与应用两对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学院以下更为基层的学系、专业也会因资源、自治权、人事等原因打破原有的格局,自己单独成立新的学院。这些主要参与者分别反映了所在四个领域内的制度逻辑:国家的工具逻辑、市场的效益逻辑、大学的学术、管理逻辑和学系的行政逻辑。多重制度逻辑在学院数量扩张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既形成了合力也存在一定的冲突。A大学的学院数量扩张就是这些逻辑之下的微观行动者争取各自利益、不断重新划分利益区间的过程。概括而言,A大学学院数量扩张既是外部逻辑不断参与的结果,也是学术机构知识发展所致。本质上,基层学术组织数量的变化是大学通过对内部组织的调整不断适应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深层结构的体现,只有在内外部逻辑之间寻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点,才能保证持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