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以重建秩序为目标和内在动力。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欲复二帝三代”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股强劲时代思潮,朱熹的话不仅揭示了“回向三代”思潮的存在,而且也透露了北宋复兴儒学运动的旨趣和内在动力在于“欲复二帝三代”。北宋古文运动和义理之学的兴起是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古文的倡导者,还是义理之学的倡导者,他们倡导古文和义理之学都意在重建儒家理想的“三代”社会秩序。王安石的“三代”理想是重建儒家理想的伦理道德社会。概括来说,王安石心中的“三代”社会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它是一个以德性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具有强烈的精英政治倾向；其二,它是一个道德理想国,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是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王安石始终以“生”言“性”,这使得其思想内部形成了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推动王安石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从人性善恶的角度看,王安石人性论经历了“性归于善而已矣”、“性可以为恶”、“性有善有恶”和“性不可善恶言”四个发展阶段。“性不可善恶言”是王安石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最终定论,王安石的这一人性观是其“成性”论的理论前提。王安石的“成性”论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工夫论,而且体现了一种政治理想和国家观。在王安石看来,天赋的人性有善有恶,并不完善、完美,君主、政府和国家的作用和职责在于“辅相天地以理万物”,即通过礼乐教化使人民“得性”、“成性”。王安石认为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责任在于“成民之性”,即认为君主、政府和国家只有在促进人性完善的情况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即认为善或好的政府、国家和社会应是能够实现人性的政府、国家和社会。王安石对宋神宗说“以择术为始”,是说要治理好国家,必须首先明确治国的指导思想。王安石认为“唐太宗所知不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显然其在取法唐太宗还是取法尧、舜方面,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其变法目标不在于致富强,而在于实现儒家“三代”政治理想,其所择之术是“儒术”,其变法也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变法。王安石以“变风俗”为“方今所急”,以创建良好的社会风俗改善民德为施政的首要着眼点和目标,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王安石所言“立法度”,是指重建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各项“三代”制度,其“法度”绝非刑法、刑律、刑名之意。王安石理财的目的在于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进而实现“王道”,即“三代”政治理想。王安石当政首先特置三司条例司理财,根本原因在于“富之”是“善之”的前提,是“王道之始”,是实现其“三代”政治理想的起点。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是主体行为准则之辨,所言之“利”指行为主体的私利。在个人行为准则选择方面,王安石无疑坚持的是孔、孟儒家精神,即以义为行为准则,而非以利为行为准则。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王安石要求神宗皇帝“但当论利害”、“当先校利害”,主张以国家利益为指导行为的准则,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现实主义之一面。此外,与孔、孟、程、朱相较,王安石义利之辨最为突出的特色是对分配正义问题的重视。孟子的王霸之辨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以力”与“以德”之辨,一是“性之”、“身之”与“假之”之辨。孟子“性之”、“身之”与“假之”之辨即二程、朱熹所强调的帝王“初心”之辨、“心术”之辨、诚伪之辨。在帝王“心术”之辨方面,王安石王霸之辨与程朱王霸之辨基本相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安石王霸之辨中找不到孟子“以力”与“以德”之辨的任何痕迹,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王安石更是倾向于“以力”而非“以德”的强权政治法则,这是王安石王霸之辨与孟子、程朱王霸之辨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王安石政治现实主义的集中展现。历史上的灾异谴告说意在用天的权威限制绝对皇权,而“天变不足畏”则意味着对天之权威的直接否定,同时也就意味着主张不受限制的绝对皇权。王安石思想中的皇权处处受到天的限制与约束,也可以说王安石对天与帝王之关系的种种论述,都意在用天的权威限制、约束帝王的权力和行为。从王安石思想中天与皇权之关系的角度看,王安石不太可能向宋神宗进“天变不足畏”之言,也没有所谓的“天变不足畏”之精神。重建“三代”秩序是王安石、张载和二程的共同理想和目标,不过他们对“三代”的理解却存在一定差异。张载心目中的“三代”理想社会是一个使人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从而有利于人们实现人性,进而使人人都无私无我,人人都有“民胞物与”之心的万世太平社会。张载的“天”或“太虚”之学为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张载相似,二程理想的“三代”社会也是人人视人如己,视万物为一体的“大同”世界。二程关于“理”、“性”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为其大同“三代”理想作理论上的论证,为其大同“三代”理想建立理论基础。王安石与理学家们的“三代”虽都是儒家道德理想国,但王安石没有二程、张载所具有的“大同”社会理想,更没有为这种“大同”理想建立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