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族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生活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沿海沿边。新时代研究京族生计具有助力兴边富边、助推稳边固边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重意义。京族生计呈现转型特征,该转型在海洋生态和文化社会构成的空间内,在国家-族群的权力关系中,历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京族渔业传统源于生态适应。明清时期生活所迫的先民捕鱼至东兴市巫头、氵万尾一带。岛屿无人居住且渔业资源丰富,岛屿靠近陆地,地方市场有稳定的渔粮交换机制。该地长期处于边陲地带,人口流动频繁,不同民族迁入此地形成共居的权力关系。缺钱少人的京族先民无力参与土地、贸易的竞争,只能缩居岛屿维持传统生计,并延续同族聚居和翁村制村落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1885年中法战争后中越勘界将氵万尾岛、巫头岛等沿海岛屿划为边境线,现代意义的国家边境形成。边境属性带动边境贸易,随后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东兴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物资援助、金融往来的西南通道中转站。金融、商业、工业兴起催生早期意义的“城镇化”,渔业生产也因此资本化,翁古集团通过特权积累财富掌握渔业生产资料,逐步以雇工制取代互助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平等、区域民族自治制度杜绝了民族对立遗留的历史问题,稳定了边境政治空间,为进一步经济改革打下信任基础。卫生、教育的国家公共服务彰显国家善行,提升政权公信力。合作化改造而形成的生产队、人民公社取代翁村,京族政治精英取代翁古维护村落秩序。京族渔业恢复、农业兴起。改革开放与中越关系正常化为京族多元生计提供机遇。食品消费升级带动渔业生产快速恢复,技术交流促进京族弃农养虾、进行海蜇加工。20世纪90年代中越经济相互需求催生的边境贸易为语言、关系网络优势的京族提供就业机会。重商的族群文化影响京族生计选择,高回报的生计类型使得京族快速致富。二十一世纪初期迫于其他生计持续困难,京族逐渐转向技术门槛低、在地优势大的旅游服务。勤劳、智慧的族群文化形成低价竞争策略,吸引追求性价比的地方客流,逐步打响市场品牌。政府与此共振,以京族文化、边关风情为品牌,加大公共投入,提升金滩旅游知名度。氵万尾村变成旅游村,村民完成旅游生计转型。乡村振兴要求氵万尾村旅游“提质增量”。产业升级、资本下乡、网络营销推动旅游服务职业化、信息化。京族文化为品牌的特色小镇建设在主体性发生二元双向运动,被重视和被排斥并存的京族生计一方面在提升技术含量以适应外部要求,一方面在寻求内部庇护来表达抗拒和不适。京族生计具有族群性特征。个体感知的环境带来压力与身份焦虑增强个体生计转型动机,行为模仿源自族群先行个体的生计改变带来的示范,生计转型路径沿着社会关系形成家庭、族群内部式生计链条。生计及其生计转型是国家-族群-个人交互的机制反馈,国家以制度权力为指引赋予族群-个体生计空间,个体依赖族群形成一致性主体生计。因此生计转型需要关注制度权力对个体、族群生计的影响,注重赋权与赋能相结合;也要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提升民族文化内涵与认同,避免过度消费带来的文化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