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投资,诸如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投资和科技研发投资等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平均近9.6%的高速增长。除了出口带动和城镇化、人口红利等因素外,这些年经济高速增长总的来说是属于投资拉动型的,期间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发挥着巨大作用。随着公共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公共投资与民营投资的互补性逐步衰减,挤出效应日益受到重视。国内外关于挤出效应的研究文献众多,但国外文献构建的理论框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而国内研究在此领域也罕有突破。鉴于此,本文从理论构架和实证研究层面对挤出效应进行了探讨。论文以公共物品理论、凯恩斯主义公共投资理论、新古典投资理论下最优资本存量理论、马斯格雷夫公共资本形成的阶段增长理论为基础,系统性地提出影响挤出效应的六大因素,包括三种一般性因素:融资方式、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三种特殊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体制、经济周期,为研究挤出效应提供了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的研究框架。在此研究框架下,通过建立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动态模型,提出了适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同时,论文对中国公共投资和民营投资的历史、现状进行了梳理,包括自1949年至今中国投资体制的变迁,并从总量和结构视角对公共投资和民营投资进行分析,基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公共投资的比较,描述了中国挤出效应的特征事实。在实证研究部分,通过建立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公共投资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印证了关于中国公共投资挤出效应的基本判断,认为2008年公共投资刺激政策的挤出效应超过了1998年,并对其中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的观点和结论主要有:(1)挤出效应受六大因素影响显著。在融资方式方面,同样规模和结构的公共投资,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对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同。在投资规模方面,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下,公共投资规模与挤出效应呈U型关系,存在最优公共资本规模。在投资结构方面,在公共投资规模既定情况下,公共投资与民营投资互补性越强,挤出效应越小。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同等规模的公共投资,在一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挤出效应是不同的,呈现先降后升的规律。在财政体制方面,财政分权程度与公共投资挤出效应呈U型关系。此外,公共投资对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与经济周期有较大联系。(2)我国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一直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挤出效应日益凸显。通过比较1998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公共投资发现,后者挤出效应大于前者,原因在于以公共资本存量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共投资规模和结构与民营经济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完全相称,公共投资“越位”和“缺位”问题并存,信用结构“二元化”明显,公共投资融资方式对挤出效应的影响被财政和金融体制缺陷放大。(3)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公共投资领域具有严格限制,各级政府在公共投资的事权方面有清晰的界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较高,公共投资的建设方式较为多元。就我国当前而言,应进一步明确公共投资功能定位,合理控制公共投资规模,优化公共投资结构,更重要的是深化以明确各级事权和支出责任为核心的财政体制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健全公共投资决策机制,丰富公共投资融资渠道和方式,实现公共投资和民营投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