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语言的转换,所以一定要追求原语与目的语间的对等,译文必须忠实,译者也必须努力从内容到风格方面处处模仿原文,所以译者一直被认为是附庸于原著,即便有创作,那也是二等的创作,译者是带着镣铐的舞者。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特别是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翻译学研究视角,一个描述性的文化视角。意识形态,赞助者,诗学因素在文化翻译论中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使得我们能够更全面地审视翻译现象。时值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中少有的思想大动荡、大变革。在这个文化蜕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中国文化的先锋人物。胡适先生无疑是其中的干将之一。从早年的上海读书生涯,到留学美国再到回国引领新文化运动,我们不难看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经历着人生,国家和社会的变革和涤荡。《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虽冠以商榷性的标题和书名,但是历史证明它们已经向着代表封建枯骨的文言文敲响了丧钟,并为新文学和白话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胡适先生不仅是理论的创建者,更是伟大的实践者,创作了《尝试集》——一部新诗拓荒之作,其中包含了若干首译诗。这无疑说明了胡适先生自视诗歌翻译是自己创作的重要部分,并且将《关不住了!》视作自己的新诗成立的纪元。作为用白话翻译新诗的首创者,胡适先生在诗歌翻译所采用的诗体和主题上也都经历过巨大的演变。从最初的五七言古诗到律诗、到骚体再到白话诗的转型;主题也从救亡、启蒙、爱国抗争到人文关怀。同时应该看到,诗歌的创作和发表再到社会接纳和解读是离不开媒介,赞助人等其它一系列外部因素。无论是胡适先生的诗歌创作还是译诗,都能够看到那个时代在其作品上所留下的巨大烙印。本文就是从翻译的文化操纵理论出发,研究胡适先生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所从事的诗歌翻译活动。透过具体的意识形态,赞助者及诗学等影响因素来发掘一些除了追求文字对等之外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