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语表述符号“中国国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展开书写的时候,在场的形而上学话语“Chinese character”始终参与其价值判断、价值意向和人格构型的全过程。因此,探究“Chinese character”在西方形而上学话语中的动态流变,可知其形成的“原始视界”和“言说方式”,及其成立的“边界条件”、“价值判断”、“价值意向”、“价值秩序”和“情态偏好”;而静态分析抱定“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形而上学及其衍生的现代性本质,可知现代秩序如何摆置世界,摆置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摆置不同的价值样式和人格样式,也可知现代中国在什么样的价值秩序内、依据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截取形而上学和“中国国民性”话语,并由此明晰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中作者自我摆置意向、书写意向和人格构型的价值意向和情态偏好。不管是动态研究还是静态分析,“中国国民性”话语都随着形而上学的流变和异变而变化,随着形而上学在欧洲史和世界史的展开而展开,随着形而上学的言说而言说,最终成为人类现代史上关于“中国国民性”表述的固定话语,也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接受的自我表述话语。在整个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中,“Chinese character”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交互言说和交互摆荡中展开,反映了西方社会或者欧洲社会自我言说和言说他者的过程中对于东方包括中国的两种摆荡不定的情态:羡慕和怨恨。“Chinese character”的乌托邦言说功能在文艺复兴时期以“造贤思齐”的方式被无限放大并推向极致,表征着西方社会通过美化中国实现自我反讽、自我颠覆的隐秘诉求,而依据意识形态的言说功能展开的“Chinese character”在启蒙运动后期以“造不贤而自省自证”的方式被放大并推向极致,表征着西方社会自我确认的公共诉求。随着欧洲史特别是进步历史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欧洲人不再满足神学乌托邦和东方乌托邦的传统想象,在理性水涨船高的时代,他们将一个全新的理性天国放入进步时间轨道的未来区间并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共识,其宏大而独断的进步史观设计和乐观的前景描述既满足了人类对现代性的未来想象,又以无与伦比的感召力、颠覆力和批判力使任何裹足不前或者试图质疑其合法性的文化和文明体系相形见绌,污名化的“中国国民性”正是未来乌托邦和意识形态颠覆力和批判力的产物。在未来乌托邦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双重关照、交互言说中,怨恨情态贯穿于“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形成史和展开史。从现代性的本质来说,它是人类获得行星命运第一人称的位置后,在知性范畴内按照使用价值重新筹划世界、筹划人类主体和他者的存在方式。这一方式决定了人类只能在不断成为使用价值、占有使用价值、比较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同时又被使用价值不断抛弃中辗转流徙,在价值攀比中怨恨滋生,任何具有超越使用价值和怨恨情态的价值样式和人格样式在“爱的秩序”坍塌之后犹如江河下行,不断向使用价值坍塌并接受使用价值的摆置,“裸露”在使用价值摆置的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中。因此,“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本质不是选择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明,而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裸露”在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中的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所充实的人格样式不断被边缘化、不断被使用价值摆置和收编的命运。老舍和鲁迅等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因为相同的时代语境、时代环境、家庭环境和文化环境,不约而同的将自己摆置在现代性的中心位置,在现代—非现代的话语框架中潜移默化的带着“怨恨视界”,按照使用价值的尺度展开“国民性”批判性书写和人格建构。但相较鲁迅等人,老舍“国民性”书写和人格构型中对现代性较为暧昧和宽和的态度为使用价值以外的其它价值样式和人格样式留下了文化空间和价值空间,虽然在老舍的作品中所有具有超越怨恨情态的价值样式和人格样式在“仁爱秩序”坍塌之后几乎都不得不面临使用价值的摆置,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老舍在现代-非现代的话语夹缝中为他们的人格样式留下的情感空间。带着泪水和微笑的善意提醒也罢,金刚怒目式的批判也罢,“中国国民性”的文本书写和人格构型的价值判断、价值意向和展开方式是被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话语谱系抱定的,因此所有关于人的认识、人的改造问题的追问既是形而上学的追问,也是现代性的追问。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以使用价值为标准截取的形而上学话语必然导致现代中国只能在使用价值层面理解形而上学,随着传统“仁爱秩序”的坍塌以及使用价值在现代性展开方式中获得绝对支配地位,因为使用价值的攀比而产生的怨恨情态成为价值判断的支配情态并参与现代人格和秩序的构建,任何超越性情感和价值必然在边缘化的过程中不断跌向怨恨的深渊。而老舍的作品中具有超越性的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所充实的人格样式也不得不接受使用价值的摆置和收编,沦为精神暗昧无光,人格灰暗无定的庸庸大众,既无法真正按照形而上学的原则展开真理的证说,在至高真理之爱中获其存在方式,也无法在盛大的“仁爱秩序”中展开道说,接受天地的感召和推助,参与宇宙生化流行,铸就伟大人格。“爱的秩序”坍塌并不是沉默无声的,它的后果和回声仍然时刻震荡在我们的生命之流中,留下巨大的难题和疑问:“国民性”书写和人格构型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价值样式和人格样式中展开?是在充满怨恨的使用价值层面,通过批判和否定展开“国民性”改造或改良?还是在神圣之爱的价值秩序里,在爱的奠基、感召和总体流行中展开生命和精神的追求?毫无疑问,这是每个国民性研究者和书写者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需要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