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沙里亚蒂是公认的伊斯兰革命三大理论家之一，曾为伊斯兰革命构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他的激进思想曾极大地影响和动员了知识青年走上反抗巴列维王朝的革命道路；在百余年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发展史上，沙里亚蒂是继阿富汗尼和艾费巴尔之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从沙里亚蒂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内容上来看，沙里亚蒂整体上没有突破所谓“第三世界主义”的理论框架，属于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家”之一。　　 沙里亚蒂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主要内容有：　　 在政治上，未来的伊斯兰社会实行的是“指导下的民主”。沙里亚蒂与当时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承认西方民主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怀疑西方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还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移植到伊斯兰世界和伊朗，强调伊斯兰伊朗的“社会条件”和“国情”的特殊性。他认为，普通人民蒙昧无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因此适合一套“指导下的民主”，也就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又有无私品质和“先锋队”性质的革命者来领导社会进步，“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通过“唤醒”和“启蒙”群众的方式，为革命者提供一套“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为了证明自己的“指导下的民主”具有宗教合理性，沙里亚蒂从《古兰经》中寻找其伊斯兰依据。他强调“个人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是通往理想的“乌玛”社会的必由之路，强调“个人修养”和“完美品格”的塑造，培养“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觉悟”。为此，沙里亚蒂又提出了“启蒙知识分子”的“六大使命”。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他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尤其关注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沙里亚蒂更关注的是伊斯兰世界和伊朗)在“工业化”、“现代性”等口号下所进行的“破坏”、“同化”作用，强调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教具有防止和抵御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屏障作用”。　　 在经济上，建立“以生产资料人民所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保证社会成员一律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关系。沙里亚蒂的经济思想，由于当时的国内舆论环境以及沙里亚蒂本人的教育背景所限，只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东方共产主义的“掠夺性”和“不人道性”批判过程中，才透露出来，因而显得十分模糊和笼统。沙里亚蒂的经济平等诉求主要是通过对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称之为“伊斯兰中间派”)的探索和追求表露出来的。为了进一步理解他的经济思想，我们一方面可以考察沙里亚蒂思想的组织结晶--“穆加黑丁”组织的社会经济主张，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考察伊斯兰社会主义、特别是“第三条道路”在伊斯兰世界兴起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容来反观沙里亚蒂思想的“社会主义”内容。实际上，沙里亚蒂的社会经济思想，最能表现沙里亚蒂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是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重要贡献之一。虽然模糊和笼统，但在沙里亚蒂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中，仍然清晰可辨。　　 社会思想上，沙里亚蒂通过定义“乌玛”社会，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是以公正为基础的人人平均分配的经济制度，共同拥有社会财富，是人与之间相互平等的社会，当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曾试图建立的社会，先知的宗旨是把这个社会建立成一个没有“君主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没有“反动的、堕落的宗教制度”，也没有“统治阶级的政客和贵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然而，眼下的伊斯兰社会是什么样的现状?沙里亚蒂根据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中改造而来的一套“科学决定论”、“社会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又借用西方的“文化属性”(即所谓“文化分类学”)概念，对伊斯兰社会的社会现状、文化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一番分析后，得出了伊斯兰社会在文化属性上属“宗教社会”，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属“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前期”的“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人民普遍生活在“宗教蒙昧主义”之中，“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宗教麻痹”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现状之中。为了改变伊斯兰社会的落后现状，他号召伊斯兰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像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思想家”(即“启蒙知识分子”)那样，来一次“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或“伊斯兰清教改革运动”，让人民从宗教蒙昧主义中找到“人的价值”和“人的自由意志”，把“创制权”从历史上被宗教领袖垄断的手中解放出来。　　 沙里亚蒂的思想中，有两条主要线索十分明显。第一条线索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对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的高度推崇，主张摆脱对帝国主义西方的一味依赖，维护民族尊严和文化纯洁，这些都表现了沙里亚蒂思想的“民族主义”内容；第二条线索是对“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诉求，他对“第三条道路”探索和思考，对理想人物的歌颂、对宗教领袖人物的理想化描述，无不寄托了沙里亚蒂对“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向往。他对穆斯林社会中一切不符合“理想”的、人剥削人的、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和现实的批判，对沦为统治阶级政治帮凶的“萨法维什叶派”教士的批判，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尤其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批判，对以“引进西方进步思想”为幌子，实为统治阶级帮凶的“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批判，对西方文明成就的景仰和怀疑，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理想人物和“完美人”的心仪，对波斯曾经辉煌的自豪和对现实败落的痛心，等等，都是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本文在介绍沙里亚蒂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社会和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时，还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沙里亚蒂在100余年来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为了使伊斯兰教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能对现代社会发展和变革做出回应，使之成为一条摆脱伊朗巴列维王朝统治期间的“政治黑暗”、“社会腐败”和“对外依赖”的思想武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沙里亚蒂把注意力集中到伊斯兰社会、尤其是伊朗社会内部，寻找这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产生的内部根源。他利用西方理论和概念对“伊斯兰社会性质”和“历史阶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了这些社会中，唯有“启蒙知识分子”才是推动社会进步这一全新结论。沙里亚蒂认为，这些“启蒙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向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思想家”学习，对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伊斯兰宗教”重新进行解释，把其中“有活力的”、“革命性的”内容重新挖掘出来，“用宗教反宗教”，“唤醒”和“觉悟”人民，摆脱“宗教蒙昧主义”的束缚和麻痹，来一场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文艺复兴”和“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他对传统伊斯兰教概念的激进解释、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对传统教士制度和思想的保守与落后的批判和揭露，都达到了空前的深度与高度。从100多年来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纵向发展来看，并与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两位伊斯兰世界著名思想家的主要思想进行对比和说明之后，笔者认为，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最大贡献是，用西方现代思想元素注入了伊斯兰，使伊斯兰变成了一种“伊斯兰意识形态”，不仅使伊斯兰具有时代特色，更变成了伊斯兰革命的行动指南，并在伊斯兰革命中得到初步实践。他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当代典范，是继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之后，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　　 第二、沙里亚蒂作为“伊斯兰革命理论家”，其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从沙里亚蒂对西方的态度、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对以摆脱东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为核心内容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对“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价值”的维护和尊崇、社会底层群众生活状态的关注和同情、对“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价值诉求等理论倾向和立场来看，他与所谓“第三世界理论家”(the Third-Worldist)的倾向和立场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突破“第三世界理论家”的思想框架。在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批判时，他走的是自己的“偶像”之一、第三世界著名的反殖民主义代表人物法农的脚印(对沙里亚蒂来说，他更具体地关注的是伊斯兰世界和伊朗)，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造成的“文化危害”尤为关注，对西方民主在第三世界的适应性持怀疑态度，对国内“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呼唤等等，都与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Worldism)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上文所说沙里亚蒂的思想中有两条主线--“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诉求，也与当时的“第三世界主义”的一般特点相吻合。　　 但是，沙里亚蒂是一位思想非常复杂的人物，其复杂程度不亚于沙里亚蒂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各种历史、现实和思想矛盾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程度。本文对沙里亚蒂的思想所进行的“提炼”、“分析”、“总结”和“归类”，只是笔者就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线索和倾向来进行的，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才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展示其思想之复杂性，笔者还挑出沙里亚蒂思想中比较明显的两个方面“苏菲主义”和“存在主义”简略地予以介绍，以管窥沙里亚蒂复杂思想之全貌。　　 本文在介绍沙里亚蒂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介绍了沙里亚蒂对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世界后继思想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