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2018年数据显示，地区内共创造了我国44.76%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产出上为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逐渐减弱，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正面临瓶颈，我们不仅要维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同时也要兼顾经济效率的提升，置于当下的中国，就是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而产业集聚包括多元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作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可以通过提升要素集聚能力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诸多方式改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以“发现问题-理论分析-时空演化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先是梳理了产业集聚的测度方式、形成因素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系统地归纳了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空白所在；其次，在理论层面上搭建了产业集聚影响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率的机理与路径以及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整体框架；再是运用热点分析和标准差椭圆分析分别从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率两个维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产业集聚指数的时空格局与演化趋势。然后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系统地探究不同形式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率的影响如何，路径又是怎样，在不同城市规模、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城市群下产业集聚经济效应发挥有怎样的差异性。之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产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哪些；最后，综合理论分析、时空演化分析与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理论是现实问题的抽象性和深层次的反映，本文首先阐述了产业集聚影响经济产出的理论框架，包括产生要素集聚效应以及能降低主体交易成本，其次总结了产业集聚影响技术效率的理论框架，包括共享机制、匹配机制和知识溢出，并且从产业集聚的两种形式进一步做了机理辨析，最后，从我国产业集聚形成的特殊性，分析了产业集聚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包括各类宏观经济金融因素与政府官员行为。
　　产业集聚包括多元化集聚与专业化集聚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是本文的基础，通过区位熵的方法构建产业集聚指数并运用索洛余量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国内生产总值、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以及多元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指数进行时空演化分析，对后文实证部分关键指标进行现实考察发现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产出和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化趋势存在显著的差异性，GDP值空间分布主体将向内陆演进，而TFP值空间分布主体将趋向长三角沿海地带。且专业化集聚指数持续增长，多元化集聚指数呈下降趋势。
　　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元化集聚与区域经济产出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经济产出显著负相关，而产业多元化集聚与经济产出显著正相关。进一步通过考察产业结构在产业集聚影响经济产出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发现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元化集聚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存在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城市规模和城市群下二者关系发现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元化集聚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存在相似性和异质性。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它与产业集聚又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在一定的产业集聚临界值前，产业集聚能持续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度集聚则会产生拥塞效应，并且多元化集聚能产生的拥塞效应更强，专业化集聚对TFP的外部性更具稳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大教育支出，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大规模企业集群有助于产业集聚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产业结构升级能显著改善产业集聚外部性发挥的有限性。
　　基于产业集聚对经济产出与技术效率影响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及产业集聚形成的特殊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挖掘影响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通过整体及分组检验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6年两类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地方官员对产业多元化集聚与产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宏观经济变量对两种产业集聚方式产生了异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