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启动,近年来随着问责实践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研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在综合概括理论界近年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行政问责制界定为: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其职责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行为。行政问责体系包括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方式及结果。行政问责原则包括权责一致原则、法定原则、平等原则、公开原则。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有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委托——代理理论。鉴于问责制与责任政府的关系,探讨了问责制在建立责任政府中的作用。问责实践是行政问责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社会基础。在问责制实施过程中一系列相关法规、文件的出台,使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实现了向制度化的迈进,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趋势是:从不问责走向问责;从追究有过走向追究无为;从意外事故问责向常规行为问责转变;从同体问责走向异体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从行政问责走向民主问责。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行政问责主体缺位,客体模糊;行政问责范围狭窄,程序不规范;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行政问责制度化程度不高。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保障行政问责制顺利实施的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异体问责,明确问责客体;拓展问责适用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制定行政问责法,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健全行政问责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