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连续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9年3月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外商直接投资法》,这进一步表明了我国对来华外资的高度重视,这也将继续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外资规模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继续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FDI为我国带来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很可能加剧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尤其使我国一些环境承载力薄弱地区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鉴于上述现实背景以及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研究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关于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研究多侧重于两者关系的检验,即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是否为“污染光轮”或者“污染天堂”,而且关于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相关实证检验不够全面,不仅如此,尚无研究综合地考察FDI对我国环境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因此,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推进:一是通过梳理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立足相关经典理论,并借鉴一般均衡原理分析出FDI对我国环境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EKC和相关控制变量构造出较为科学的空间计量模型,并且构建了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二是参考FDI和工业“三废”的现状及趋势,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且对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分组检验,以面板回归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为研究手段,定量考察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创新性成果如下:首先,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检验了FDI和污染物排放在空间维度上的集聚性和相关性,结果表明,两变量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和集聚性;其次,分别采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以及检验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FDI改善了我国的环境,产业结构这一变量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负面影响,环境规制对我国的环境有积极影响,四个来源地FDI均对我国环境有积极影响但影响强度不同,欧洲来源地FDI对我国环境正效应最强;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可知,经济规模(GDP)、FDI、技术研发投入、环境规制和人口密度等变量均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的FDI环境效应进行系统地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上,FDI对我国的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但是FDI恶化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并且,FDI环境效应受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的影响,在我国“东、中、西”均存在环境规制最优门槛区间,在最优区间内,FDI对我国环境的正效应作用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