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人类生存世界呈现金融化的特征，最多的财富积聚在金融领域，最大的财富形式变化在金融体系，最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金融环节，最广泛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金融运作模式，最大化激活人类欲望在金融的不断创新，生存世界的如此嬗变值得从哲学的层面深刻反思。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的进步史无前例，但全球经济增长也面临诸多挑战。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各种社会现象追问到最后，都存有着一个资本金融体系的隐性架构，无论是历史的层面，还是逻辑的层面，马克思时代的资本自由竞争经由垄断已发展为今天的金融化，金融化世界一方面高扬金融的“真善美”，另一方面隐藏着金融的“假恶丑”，金融的复杂性决定了要说清它的本质比射击一个移动的标靶还难，因此，只有把对金融化的认识从道德批判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通过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才能使诸多问题得以澄明。金融化的资本权力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全文通过对资本权力的生成、运动、聚变、脱域、历史化五个层面依次递进、逐层展开，试图对金融化世界进行一次全息检查。三条线索贯穿其中:一条明线:资本逻辑——向下的直线运动;一条草蛇灰线:精神逻辑——向上的直线运动;一条暗线:人类整体主义进步的逻辑——资本与精神互动生成的偏斜运动。　　对金融化世界的元叙事需要从“细胞形式”开始，即用马克思的“抽象力”进行显微解剖学检查:从微观层面论证时间生产与空间生产对资本权力的影响极其对全时空的构建，揭示金融化进程中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各自的功能及其相互区别。时间与权力的同构是资本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时间生产是价值凝结与权力集聚的基础，金融创新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能启动未来时间的无限性并导致资本权力分割剩余价值的模式发生变化。时间生产是空间生产的前提，空间生产是时间生产的延续。未来时间的激活，必须依托空间而存在，而未来时间则是“无中生有”，这个存在“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在金融化进程中，“观念的东西”可以兑换实在性的存在，主要根源于三点:一是观念的东西必须有现实的物做基础;二是观念的东西可以通过精神创意产生;三是观念的东西更具有不确定性。空间生产导致资本权力聚变，正是这种“观念的存在”撬动了实体的生存世界。空间生产的内在动力诉求着金融创新与推进，最终生成G-G的流通机器。金融化进程是就是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资本权力聚变过程。金融领域属于流通领域，金融领域的劳动总体上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劳动:流通性劳动中具有生产性质的劳动——生产实现价值与权力重组的空间;二是非生产劳动:流通性劳动快速行进于空间之中，进行财富再分配——充盈空间并实现权力重组。金融的力量转动起来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财富，一方面，现实时空资本逻辑运作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中资本逻辑不断激活未来时空。全部历史时间在无限的空间中全速循环构成金融化世界的全时空场域。　　在全时空场域中，金融理性能够推动资本权力实现位移。作为经济理性在21世纪最高形式的金融理性，其最核心的偏好就是不经过生产而直接分割剩余价值。资本集中就是历史时间的集聚，资本分割价值的相关程序需要金融理性顺着引力作用方向进行精心构建。自成体系的金融领域一边避开生产，一边又指向资源并索取资源。皮凯蒂通过资本收益率高企否定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构成“《21世纪资本论》之谜”。其实，他的研究结论r＞g不仅证明了利润率下降规律，而且是对金融化世界最现实、最感性的客观表达。资本金融的历史作用在于构建一个国际资本金融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对立的生存世界。金融理性与资本意志相捆绑，带来资本权力时空坐标转换。金融衍生中的金融杠杆通过金融合约既可以压缩、叠加时空，又可以打开和放大权力。资本意志最大化与金融理性最优化的叠加操控了整个世界，资本权力正是在各一环节成功脱域:世界被逐层逐级向外展开的金融叙事演绎;世界被金融合约定义。金融化世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外化形式，必然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世界，一方面是对金融产品的不断开发，另一方面人也被金融产品所改造，变为深度开发的衍生品。　　资本权力位移导致的幻象世界诉求着哲学的反思与追问。一是金融化世界中国际资本流动的头寸核算形成了数据幻象。数据幻象背后存在着资本流动与资源流动的双向流动机制，其中资源流动往往被资本头寸遮蔽。国际资本流动决定着金融化本身内含着全球经济不平等的趋势，而数据幻象的本质在于时间向度上遮蔽了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不平等，空间向度上遮蔽了作为原因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二是金融化世界中物的财富通过金融叙事显现为一种景观幻象。景观开拓、布展、助推金融化。景观幻象背后有着复杂的财富流转机制。景观幻象使全民从实践转入静观，人群分离为不同等级的共同体，资本金融成为一种景观拜物教，最终，人类被自己创造的资本金融体系所定义和操控。三是人们财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形成财富幻象，其原因在于人们对财富的镜像化、幻象化认识，源于金融空间的过度开发、源于未来时间的过度开发、源于时空叠加条件下的剥夺性积累。金融化世界的本质在于世俗化的基督性。虚假的世界通过剥夺真实的世界而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存在，其核心在资本权力脱域并通过物化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化世界就是被这个偶像殖民的世界。　　金融化之幻象世界的否定主义审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从服务大众、分享富饶、活跃社会三个方面最先论述了“金融之美”。实际上，“金融之美”是资本与精神互动的一个过程，内在地蕴含着资本权力整体性趋向的三大原理:服务大众——时间的整体性趋向;均衡发展——空间的整体性趋向;内在否定性——时空叠加与流动的整体性趋向。席勒“金融之美”的后果是财富两极化和权力精英化的双重现象，也正是这种内生性矛盾导致了生存世界金融化。如此，席勒意义上的“金融之美”也从根本上呈现出它的虚幻性，因为，实现“金融之美”具有三个方面的难度。一是权力精英化的资本逻辑预设;二是以资本为轴心社会制度的缺陷;三是金融理性到“金融之美”的自我交战艰难。资本金融的内在本性决定着金融化世界中的现代人必须进行自我交战，人只是时间空间链条上的过渡性存在。金融空间的历史化是全社会、全人类金融实践的结晶。透过金融的利益分割，看到的是自然力的历史化与消耗。“金融之美”的历史化过程至少包含三方面:“金融之美”的内在对抗性;“金融之美”对民族国家的挑战;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二律背反。　　作为一个隐秘的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之普遍性与高度私向化的经济现实之特殊性互动的矛盾体的金融化世界，有没有历史进步寓意？有什么样的历史进步寓意呢？马克思的哲学所追求的普遍性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总体性抽象法预设的普遍性，内含着历史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历史进步观念的历史特殊性表现在历史对抗性，即“非社会的社会性”，历史进步蕴含着一系列对抗性的历史活动，人类越是对抗就越趋向于整体。金融理性的历史理性目标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资本的精神向度对自由的开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自由的内涵。金融理性上升为历史理性的精神诉求在于精神对资本的反作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价值程式在于历史理性的追求，一方面，人类整体主义精神召唤以人民为轴心的社会制度，现代人要实现彻底自由不仅离不开自然，而且同时要尊重自然。追求全球经济正义需要进一步着眼于人的意志，着眼于人的精神作用于资本的斥力，因为，资本与精神双向作用推动着人类整体主义的进化方向，金融化世界的资本不断挤压人的生存空间，导致人类的不断联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立。另一方面，人民财富论是以人民为轴心社会制度的要旨，它赋予历史进步新的内涵，是21世纪制度创新最值得期待的历史事件。中国精神与中国资本互动规律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人民性。资本运动的根本规律在于“看不见的手”，精神运动的根本规律在于“看得见的手”，只有在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政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相一致的政治理性框架中，才能通过两手都硬的辩证法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