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