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由单向变动逐渐转为双向波动。在汇率波动幅度加快的背景下,对外贸易频繁的跨国公司必然面临更多的外汇风险,因而管理外汇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跨国公司的外币收入和外币成本等,还会对跨国公司的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此,研究我国跨国公司如何量化外汇风险暴露,有利于跨国公司采取相应外汇风险对冲工具来管理外汇风险。外汇风险暴露可以用现金流法和资本市场法加以量化。早期国外学者从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把公司经营现金流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称为现金流量法下的外汇风险暴露。但由于现金流量法需要大量的内部信息,而内部交易信息通常不对外公布,使得现金流量法难以得到广泛应用。为此,Adler和Dumas(1984)根据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就是公司现值的假设,将企业价值作为公司现金流的代理变量,用上市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来代表公司价值,把公司股票收益率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称为资本市场法下的外汇风险暴露。由于公司的股票收益率是市场对公司的企业价值的一种估计,资本市场法估计的外汇风险暴露,为跨国公司使用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后的实际外汇风险暴露。正如Bodnar和Marston(2002),Bartram(2010)等人指出,跨国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时,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和海外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汇率影响,而外汇风险暴露系数只与三个因素有关:海外收入、海外成本、公司利润。因此,在量化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时,还应该考虑跨国公司未使用任何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之前与其基本贸易业务活动相关的敞口水平,即名义外汇风险暴露。本文对外汇风险暴露和外汇风险管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2015—2017年我国A股不同行业的370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参考Bae等(2018)的研究思路,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一方面采用海外收入成本模型估计跨国公司名义外汇风险暴露(记为ERA),这是跨国公司不使用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外汇风险暴露。另一方面采用Fama四因素模型估计跨国公司实际外汇风险暴露(记为ERB),这可视为企业使用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后,实际的外汇风险暴露。比较两种方法得到的外汇风险暴露系数间的差异(记为EDIF),作为企业外汇风险对冲方法实施效果的度量。本文进一步以EDIF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讨论跨国公司使用哪一类外汇风险对冲工具对外汇风险暴露差异EDIF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以及公司财务特征对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的影响。最终本文研究结论显示:汇率变动对跨国公司的企业价值有显著影响。根据Fama四因素模型估计的370家跨国公司实际外汇风险暴露ERB,有103家跨国公司存在外汇风险敞口。我国不同行业的跨国公司在外汇风险暴露程度及方向上存在差异。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ERB显著比例最大,其次是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的跨国公司。从外汇风险暴露的方向来看,采用海外收入成本模型得到的名义外汇风险暴露ERA均为正;采用Fama四因素模型得到的实际外汇风险暴露ERB有正有负。其中,49家跨国公司的企业价值显著受到外汇风险的正向冲击,54家跨国公司的企业价值显著受到外汇风险的反向冲击。跨国公司使用经营对冲工具能有效降低外汇风险。偿债能力与外汇风险暴露差异EDIF显著正相关,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跨国公司,受外汇风险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越需要使用外汇风险对冲工具来降低所面临的外汇风险,从而使EDIF值增大,对冲效果明显;盈利能力与外汇风险暴露差异EDIF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往往其外汇收入和外汇成本的比例均衡,外汇敞口可能很低,以至于企业较少采取外汇对冲工具来管理外汇风险,从而使外汇风险暴露差异EDIF值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