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我国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随着这种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作为安排者、私营机构作为生产者的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逐渐成为一种在实践领域被广泛运用的供给模式。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意在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这就要求参与合作的私营机构在公共服务生产中付出尽可能高的努力水平。但私营机构的目标不是增加公共利益,而是追逐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在政府与私营机构间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下,这种目标分歧导致私营机构可能通过降低质量、虚报产出等行为,用低努力水平的生产增加自身收益,损害公共利益。这意味着,合作供给的目标不会自动实现,政府需要通过激励工具促使私营机构提高生产努力水平。因此,何种向度的激励是有效的、政府在这些向度下掌握哪些激励工具、如何更好地选择运用激励工具就成了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对政府激励工具的研究以公私合作供给的基本架构、激励问题及其解决思路为出发点,按照激励工具识别依据、分类方法、实践检视和选择运用的主线展开研究。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和政府工具理论,本文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中政府激励私营机构的有效向度,并以此为依据,结合激励工具分类方法,检视出我国政府在实践中可用的具体激励工具。通过对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不同合作供给形式下实践案例的考察,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在选择运用这些激励工具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产生机理,并提出了优化激励工具选择运用的具体对策,为我国政府通过激励工具提高私营机构的公共服务生产努力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引。政府激励工具运行于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中,是指能够激励私营机构提高生产努力水平的政府工具。因此,对激励工具的研究首先要充分理解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的运行架构和其中的激励问题。作为合作供给的主体,政府和私营机构分别按照“复合主体”和“权变主体”的行动逻辑选择自身行为,公众与政府间无形委托的社会契约关系、政府内部纵横交错的科层网络关系、政府与私营机构间政治关联与委托代理相互附着的关系共同组成了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的基本运行架构。在这种架构下,政府与私营机构间由于目标差异、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必然存在激励问题,而公共服务“准市场”条件下的供需双方缺陷加剧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单纯依靠合同条款约束、奖惩和竞争解决。委托代理理论中的激励相容思想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超越合同视角的思路。在合作过程中,付出能够使自身收益最大化的“最优生产努力水平”是理性私营机构的必然选择。因此,政府激励要做的就是找到影响这个最优生产努力水平的因素,通过调节这些因素提高最优生产努力水平的值,而政府公共服务安排者和公共权力拥有者的特殊地位使得这种激励思路成为可能。在我国政府掌握的庞杂工具体系中,究竟哪些工具能够在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中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是政府激励工具研究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在激励相容思路的指引下,本文借助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研究了合作供给中私营机构的收益最大化问题,并对其最优生产努力水平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经过学理验证和实践解释得出政府激励的四个有效向度,作为激励工具识别依据。结合经典政府工具分类理论的成果和激励工具的特点,本文以“工具需要的资源类型”为依据,将激励工具划分为经济型、组织型和制度型三种。运用有效激励向度和工具分类方法,本文从公共服务总体领域、公共文化服务、教育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和就业创业服务六个领域的147份政策文件中检视出13种具体激励工具,组成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中的政府激励工具箱。按照政府工具研究的一般思路,工具选择运用是激励工具研究的最终归宿。在“工具-环境”的分析模式下,本文以行动者意志、行政过程、公私关系和政府能力作为影响因素构建激励工具选择运用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多个合作供给实践案例进行细致观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激励工具的选择运用在四个影响因素下分别存在地方政府激励动机不足、协同失调阻碍激励实施、关系亲疏影响激励行为、工具选用存在技术性缺陷的问题。这些问题背后各自有其产生机理,行动者行为的制度导向不合理、政府部门间缺乏有效协同机制、政府对公私间关系掌控不得当、激励工具选择运用能力滞后是制约激励效果的主要原因,需要政府做出有针对性的改进予以解决。基于此,本文针对具体问题及其产生机理,从转变行动者行为的制度导向、完善激励工具选用的部门协同机制、合理掌控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高激励工具选用的技术能力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优化路径和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做出了三点创新性的探索。一是提出了政府激励私营机构公共服务生产努力水平的激励相容思路,并通过模型方法得出有效激励工具的识别向度。二是基于政府激励私营机构的有效向度和工具分类方法,通过对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实践领域的政策检视,提出了包含三个类型、13种具体工具的政府激励工具箱。三是构建了我国公共服务公私合作供给中政府激励工具选择运用的分析框架,以行动者意志、行政过程、公私关系和政府能力作为影响因素分析政府激励工具的选择运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