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业的血液”，石油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通过对我国石油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历史演进的研究，可以从我国石油行业监管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以制定正确的石油行业发展政策，保障我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同时，为我国石油企业应对国际石油巨头的竞争，确保我国在能源安全博弈中赢得主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制定、实施和评估石油行业制度及相关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梳理了晚清以来我国石油行业政府监管制度的演进历史，并结合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石油监管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作者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统计等相关学科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石油开发档案、油田资深管理人员的深入访谈资料等的收集整理，以石油生产管理中的“政企关系”为逻辑主线，建立了石油行业政府监管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作者提出，晚清以来，石油行业的监管体系经历了由政治不稳定环境下的“分散开发”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体化集中开发管理”的监管制度变迁；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高度集中的监管制度逐渐向市场导向的制度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政府在不同环境下的制度动机产生了不同的制度结果；作为对政府行为的市场回应，石油行业在市场结构、运营方式上进行转变，产生了市场行为的结果输出，形成石油行业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是政府与石油行业互动的结果。　　本文依据我国石油行业发展的特点，以时间为线索，把我国石油行业的政府监管体系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古代石油行业的松散管理制度（1840年以前）、近代石油行业的监管制度（1840-1949）、计划经济下高度集中的石油行业监管（1949-1978）、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的石油行业监管（1978-2001）和入世后石油行业监管市场化探索（2001至今）。对以上各个时期石油行业监管制度产生的背景、变化规律及特征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是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这一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制度和石油行业监管制度等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监管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及本文的理论假说。　　第三章是中国古代石油的开采与利用制度。本章分析了石油的发现和零星利用，以及监管思想的萌芽。中国古人早期的石油资源开采和利用实践，并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管制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石油行业非正式制度基于功能认知的诱导变迁，以及石油行业规制正式监管制度的萌芽。　　第四章论述中国近代石油行业监管制度的形成。本章分析了晚清以来石油行业的制度环境以及石油行业的监管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清政府从“矿禁”到“开矿”的制度转变更多受到外部政治力量的强力干预，这些力量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使得中国近代的石油资源被无节制的分散开发，石油行业监管体系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分散性。　　第五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石油行业的监管制度变迁。本章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石油行业发展与政府在这一阶段的监管制度。高度集约的计划经济模式对石油行业制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石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由无计划的分散开发转变为一体化的集中开发，但是前后两个阶段又呈现不同特点，使得中国计划经济下的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具有“一体化集中开发”的中断型制度特征。　　第六章论述改革开放后石油行业的监管体系。本章从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国内外环境，石油行业政府监管与市场化发展，行业管理制度变迁下石油组织结构演进，政府监管发挥的作用与成效进行分析，揭示了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动机、主体行为、市场绩效之间的逻辑联系。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石油行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实现了更加密切的关联，石油企业行政垄断色彩转淡，现代化企业制度初步建立，奠定了石油行业良性运行的监管制度变迁基础。　　第七章是入世后石油行业监管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本章从国际能源市场格局深刻变革、市场化制度改革的曲折前进、石油行业监管制度转型特征与方向、石油行业制度转型的预期成效进行分析。这一阶段虽然国家在石油行业制度转型中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但导致这种变迁的动力本质上源自国内外经济形势、石油行业发展环境的巨大变迁，以及国内石油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中国石油行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战略转变，主动开放市场，以实现石油市场主体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原因。政府权威偏好已经向经济偏好转变，石油行业制度体现着诱致性变迁的特点。　　第八章是研究结论与展望，对石油行业政府监管制度变迁的类型及总体特征进行分析，提出目前石油行业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对石油行业监管制度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　　通过对我国石油行业监管体系的历史研究，本文发现了我国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特征和基本规律：（1）中央政府一直是我国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显示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的互补特征。我国中央政府对于石油行业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变革历来都是慎之又慎，这也强而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必须而且只能是中央政府，具有典型的强制性变迁特征。同时，从参与变迁的各主体动机、实施机制来看，又具有诱致性变迁的特点。也就是说，石油行业实际的监管制度供给受制于现存的利益主体格局以及他们不同的偏好和收支预期，是各个利益主体在现存格局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各自利益妥协的产物。（2）行政性垄断是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石油行业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政府对进入的管制，其它企业难于自由进入该产业。（3）石油行业政府监管体系变革具有多个层次的目标。最直接的目标是提高和改善我国石油企业的效率，间接的目标是社会公众的福利。（4）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主体具有限制性。行政主体在制定石油行业的相关制度时面对的形势是，石油行业受到国际油价和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态势。在制定石油行业制度时要特别谨慎地考虑收益和成本，只有在石油行业制度的变迁收益大于成本时，政府才会积极推动这种变迁的实现。　　本文通过对中国石油行业监管制度的历史梳理，在一定程度上理清了中国石油行业监管体系演进中政府与石油企业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1）第一，研究领域的拓展。目前石油史研究更多偏重史料描述，较少涉及石油行业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之间的关系分析，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这一方向的理论研究。（2）研究资料与研究方式创新，收集整理了一批与石油行业监管制度相关的人物口述史料，并与其它一手材料进行交叉对比，为研究石油行业政府监管制度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3）首次总结了石油行业政府监管制度的不同类型——“皇权”约束下基于功能认知的非正式业制度、民国时期“分散开发”动荡型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一体化集中开发”的高度集中型管理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后“寡头垄断”跨越型管理制度。（4）沿着石油行业监管制度变迁的环境-动机-行为-成效的逻辑思路构建了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范式，分析了政企关系下行业监管制度变迁机理。论文分析了不同阶段石油行业监管制度背后不同的政企关系和相对力量，如何影响着利益主体对制度的预期成本-收益的认知，又是如何推动制度均衡向下一阶段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