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管理一直是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关注的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水平比较多地受到指责。对比发达国家地方政府的绩效水平,中国地方政府确有不足之处。发达国家的政府绩效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其时,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也对中国的政府行政产生了冲击,发达国家的管理手段也被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广泛采用,比如“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360考评”等等,这些绩效考评的方法比较快的为中国地方政府所知悉。但是绩效管理背后所蕴含的管理理念的创新却很少为人所触及。导致了绩效管理在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中应用时产生了诸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绩效管理革命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背景是显著不同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转型之中,而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了现代化革命,正处于由现代化向后现代的转型之中,这与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如何设计采用管理手段来杜绝机关的低效率不仅是地方政府自身的问题,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行政制度的安排。根据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一种行政制度或者管理手段能否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制度或者工具能否适应其所处的行政生态环境。所以,本文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环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政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地方政府人员构成,地方政府官僚化程度等等问题,希望找到制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水平提高的因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的建议。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比较,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官僚化程度不足、自治程度不够、公民参与政治与行政渠道不畅、区域划分和政府结构不合理、绩效观念不强、官僚素质不高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对绩效管理这个源自于发达国家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工具的推行构成了阻碍。绩效管理在发达国家的推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改进了地方政府的绩效水平,更带来了一场管理的革命,在学理上甚至是一场政府管理的模式革命。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进行的绩效管理改革却带有浓厚的人治气息和运动化、形式化的色彩。两相对比,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改革可能在技术手段上采用了和发达国家一致的做法,但在管理理念上的更新仍然不足,而且绩效管理相关的制度的改革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绩效管理的工具性特征决定了它可以在不同生态的政府中使用,而绩效管理的政治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才能真正发挥绩效管理的作用。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国家进行改革必须是审慎的,必须充分考虑各方的承受能力和现实需要。本文针对上诉分析,在如何构建绩效管理的良性制度环境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