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承认某些政府官员的私利为前提研究政府的行为特征,并观察其与深圳二十年改革开放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本人对这个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导师刘邦驰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笔者以《深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为题,探讨了政府失灵的客观基础——政府官员的个体理性特征、政府固有的某些制度缺陷及政府失灵的表现,认为政府在干预经济时,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阻碍作用;然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对这个结论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验证;接着,观察深圳二十年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分析政府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如何共同影响一个经济体的;采用科学的分类法对这个经济体的市场化进程划分发展阶段,分类的结果证明了深圳经济对于中央特殊政策的依赖性以及与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差距;最后,将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运用于实际,对深圳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业绩考核体系的建立以及吏治的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共九章,约 11 万字。第一章,导言。提出以深圳为例研究政府行为的目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和全书的结构安排。第二章,分为二节,第一节研究政府官员的个体理性特征,考虑如果政府官员理性地为政府的共同利益努力应合乎哪些条件,寻求条件满足的过程构成政府行为的三个一般特征;然后从考察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引出分利集团替代社会公众发挥监督作用的可能性,通过对分利集团行为特点的分析得出了政府行为的另外两个一般特征。第二节分析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指出由于某些政府官员的私利以及政府这种集团所固有的缺陷形成了政府的失灵。具体表现为寻租、腐败、政府行为的低效率、政府决策的时滞、地方保护主义等。正是这些失灵的存在产生了政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第三章,对深圳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的影响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深圳取得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而某些官员的私利和政府固有的缺陷从某种程度上抵减了政府的这种促进作用。第四章,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能反映我国政府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数学模型,通过模型的拟合和检验验证前文结论的正确性,并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政府对经济的这两种完全相反作用的“度”。说明政府对经济既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也存在一定的负作用。第五章,观察对建立市场经济有着重要意义的深圳微观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发现深圳已经形成了以“三资”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国有企业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的所有制结构;在分析了三种企业对深圳经济的作用后,认为“三资”企业对深圳经济的作用远比不上民营企业,从而得出深圳的微观主体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优效率组合的结论;进一步观察该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发现政府行为与这种结构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对经济形成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建立能反映深圳市场化进程的指标体系,对这个指标体系用 SAS 软件做聚类分析,发现深圳的市场化进程呈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而分界点刚好出现在深圳的政策优势即将失去的 1992 年。这个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深圳发展对中央特殊政策的依赖性,对于说明深圳的经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从 1992 年政策优势的逐步丧失到现在,深圳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一个质的飞跃;由此可以预测,如果深圳不改变发展思路,其可持续发展将存在隐忧。第七章,将前面实证分析的结果运用于深圳目前的发展思路。考察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政府的发展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以前的老路子,仍然将投资拉动经济作为工作的重点,认为工作的重心应从投资拉动经济转向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效率的提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第八章,以前面的结论为基础探讨我国政府的职能。首先对我国3政府现有的两个经济职能提出质疑,认为这两个职能的行使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效率损失;然后探讨我国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认为建立市场机制、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等应成为目前政府的重要职能。第九章,对重构我国政府的业绩考核体系和吏治规范进行了探讨。指出这两者是政府部门内部重要的约束-激励机制,其正确与否对引导政府官员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新构建政府业绩考核指标体系和规范吏治的对策建议。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尽可能用全新的视角审视和研究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形成了以下的创新。1.建立了包含政府行为的数学模型,验证了政府对经济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并较为准确地计算出了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对 GDP 贡献的“度”。2.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三资”企业对深圳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指出了深圳目前并未形成具有最优效率的所有制结构。观察了这种所有制结构形成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发现政府对经济具有的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3.采用科学的方法、权威的软件对深圳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