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日语虽然分属不同的语系,但由于日本从中国借用了汉字来标记日语,所以两国在词汇方面的运用互相交融。中日两国的词汇以汉字为媒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在中日两国词汇中,会出现一类用相同汉字进行标记的词汇,我们称之为中日同形词。在中日词汇比较研究中,中日同形词是最基本,也是最不可避免的研究对象之一。中日同形词就同其字面意思一样,是指中日词汇中由相同字所组成的词语。虽然字形相同,但其中的意思却是不尽相同了。因此以往关于中日同形词的研究多半着重于对两国词汇含义方面的比较,或是基于同形词数量上的庞大,来进行大量的实例列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荒川清秀、守屋宏则、香坂顺一、大河内康宪等等。本文基于对照语言学的理论,从共时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采用例证的研究方法,从词的语义特征、文体差异、褒贬色彩、词汇搭配、语感强弱等方面,对中日同形词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分析得出导致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出现误用的原因,以此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运用日语。在第1章当中,将对于中日同形词的先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和方法进行介绍说明。关于同形词的研究,中日两国大致上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的。而关于中日两国语言的对比研究,则是在大量中国学生赴日留学的八十年代兴起的。在日本,关于同形词的代表性研究者有大河内康宪、香坂顺一、荒木清秀、守屋宏则、曾根博隆、西川和男、上野惠司等等。中国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者则有高伟健、曹丽萍、鲁元宝等等。本文将以先行研究为依据,在搜集研究大量中日两国资料基础之上,以中国人日语学习者关于同形词的误用为中心,从共时语言学及语义论的角度出发,从文法、语义等方面,对中日同形词进行全面的对比研究。之后再对比较结果进行分析,以得出中国人在日语学习以及运用过程中,关于中日同形词具体有哪些问题点与不足之处以及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此之上,再次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日语的学习与能力的提升。换言之,就是通过汉语同日语的比较,得出造成中日同形词差异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途径对中日的教学方面以及语言交流方面能够提出参考的建议。第2章主要是针对中日同形词的定义、形成过程以及原因、词汇数量及其种类进行的详细的论述。汉语同日语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但基于同样使用汉字这一原因,两国语言在文字标记与词义方面,交流不断,相互影响。词义上的交流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时期,总体来看,可以以明治时期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明治时期之前主要是从中国传入日本,在此之后则是由日本传入中国。最初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无法确切知晓,但从两国史料的叙述中不难得出,大致应在公元三世纪左右,经由朝鲜半岛,大量的中国书籍传入日本,中国大陆同日本的交流开始日益频繁。在此之后,伴随着汉语书籍及佛教典籍的传播,大量的汉语流传入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的生产及生活方面,被广泛的传播与应用。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流入,中日两国关于这一方面的翻译同时出现。日本方面,在同中国清朝政府的战争之后,对于西方文明的探究与学习意识增强,关于西方文明的词汇翻译涌现出来。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量的翻译词汇由日本传入中国,例如“污染”“公害”“运营”等等,都是起源于当时的日本,如今在中国依然被广泛的使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本社会出现的好多流行语也很快的流传到中国,如：萌、宅男、草食男等等,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日两国的交往不断加深,两国间的同形词也许还会不断出现。由两国间词汇交流的历史可以看出,导致现如今同形词大量存在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其一是由于日语中存在着借用汉语。这类汉语最初是从古代中国流传而来的外来语,牢牢地扎根在日语中,今时今日在日本人的印象中,已经不会将其视作外来语了。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所在。其二是由于中国也从日本借用来了词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汉语。这种汉语也被称作“和制汉语”,在中日同形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经年累月,这类词汇同样融入汉语之中,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觉得它们是外来语,例如“电报”“美术”“概念”“干部”等等,不胜枚举。何宝年在《「中日同形语」の定羲》中提到,中日同形词的范围,不应只有字典,还应包括有网络、以及在中日两国现代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出现的同形词。同时他还提到,包括演歌、俳句中出现的有特殊读法的汉字词、固有名词、字的顺序不同的汉字词等不应包括在中日同形词的范畴之内。本文中也将以此标准来限定中日同形词的范围。根据先行研究可以得出,汉语和日语中的同形词比例都非常高。日语资料中中日同形词的出现比率为17%,汉语资料中的出现比率则高达40-57%。根据中日同形词词义上的对应关系,可将其分为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以及同形异义词三种。第3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这一章节的内容将立足于语义学,从各个方面对中日同形词进行对比研究。具体将从语义的差异、文体的差异、褒贬色彩、词汇搭配、语感强弱这几方面出发并列举大量的实例,来对中日同形词进行对比研究。语言的含义是会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中日同形词同样也是如此。对于同形词而言,在一种语言中的变化可能不会十分明显,但中日两种语言的对比中,由于变化而产生的不同就会凸现出来。如同上述中提到,根据中日同形词在词义方面的异同,大致可分为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以及同形异义词。同形同义词在中日同形词中是十分广泛的存在,词形及词意完全相同,仅仅发音不同,对两国人的实际交流不会产生影响。同形异义词则是意思完全不同,使用不当会造成沟通障碍,交流无法进行。而同形类义词兼具同形同义词以及同形异义词双方的特点,意思与使用方法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使用不当虽然不致沟通障碍,却会引起对方的误会,是整个中日同形词中最为棘手的部分。因此,本文将以词义上既有重叠又有不同的词汇为中心,分为日语中词义更加广泛的词汇、汉语中词义更加广泛的词汇、以及汉语与日语中分别有不同词义的词汇三个部分,通过举例说明来进行分析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分析词汇的含义应该从三个方面出发：词义特征、语法特征和褒贬色彩。其中词义特征构成了一个单词的核心部分,语法特征和褒贬色彩组成了这个单词的周边部分。从先行研究中可以看出,之前的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研究词义部分,而对于词汇的周边部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但实际上,即使是作为周边部分的褒贬色彩来讲,在词汇的实际应用中也同样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对词汇的周边部分的研究,将会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准确地理解词汇,促进沟通交流的顺利进行,有着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当中,将从文体、褒贬色彩、词汇搭配以及语感强弱这四个方面出发,针对中日同形词的周边部分进行对比研究。第4章中将会通过举出具体的实例一一“参考”“紧张”“注意”“一时”这四个单词,来具体分析同形词的误用情况。中日两国基于社会历史、语言文化和语法体系的不同,在同形词上的误用情况十分普遍。因此针对于误用现象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第5章是对于造成误用情况具体原因的分析。首先是关于中日两国汉语的构成要素不同所造成的误用。根据三喜田光次的研究发现,中日同形词的词汇构成虽然大致相同,但在词义和语法部分还是会有差异存在。他在分析了中国人在写作中的误用数据之后,对由于字形差异所导致的误用进行分类,分为单词构成数不同导致的误用、构成要素不同导致的误用和构成要素顺序不同导致的误用三个部分。本文中也会针对这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论述。接下来是关于中日两国社会文化不同所导致的误用。中日两国在历史、文化、生活习惯方面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与语言体系,因此受各自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在使用中日同形词的时候就难免会产生误用。再次是关于由于文体差异造成的误用。在针对同一事物的描述中,由于文体的不同,也会产生十分微妙的差异。比如,将“我早上八点起床”这句话翻译成[私は朝8时に起床する」,这句话虽然意思上没有表述错误,但因为在日语中是十分正式的书面语,所以显得十分怪异。由此可以看出,在语言环境的转换下,书面语变口语,或是口语变书面语,也是造成误用的原因之一。最后是对于母语的依赖性造成的误用。中国人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受到汉语的语言习惯影响很大,这种对母语的依赖性也可以说是母语的迁移作用。这种现象表现为学习者在接受母语以外的语种的信息时,下意识的会把母语的一些使用规则套用到新接受到的语言之上。当母语与目标语言的运用规则相悖时,则会产生负面迁移效果,这种情况也可称之为母语的干涉作用,是造成误用的又一重要原因之一。第6章是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本章中将会对本文进行总结得出结论并提出今后的研究目标。总体上来讲,中日两国虽然同样使用汉字,但由于社会历史,语言文化以及语法体系的不同,中日同形词难免会有所不同。对于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来说,中日同形词对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不好或是擅自运用母语知识来加以揣摩,反而会对交流沟通造成阻碍。所以对于中日同形词,必须做到正确客观地理解并加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