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我国跨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走向“一带一路”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巨大的投资潜力,但沿线国家众多,空间分布较广,国家间的政府治理情况、政权稳定性等方面区别较大,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也各有差异。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的复杂国际环境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我国对其投资进程,急需有效的制度协调工具来保护和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而以保护和促进两国投资,推动投资合作为目的的双边投资协定,是最广泛应用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已与“一带一路”大部分沿线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解决“一带一路”区域制度环境问题的主要政策工具。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一带一路”战略全维度紧密对接,大都分布在了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建立在平等参与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符合我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资源整合和共享,不仅是帮助我国转移富裕产能、规避贸易壁垒、保证稳定资源供给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沿线国家产业提质升级,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重要平台。因此,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本文分析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现状和制度距离现状,探讨了制度距离对OFDI的作用机制,再从制度协调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制度协调工具的现状,重点研究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制度距离的协调机制。然后,本文利用2003-2015年我国与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均阻碍了我国对其的OFDI增长。我国与沿线国家已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无法缩短政治制度距离,但可以通过缩短经济制度距离的途径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增长,而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对我国在“一带一路”的OFDI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具有较强的缩短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距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