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carella和Terenzini (1978: 183)曾提出高等教育中一个最持久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师生在正式课堂外的交流对教育和发展具有双重意义。前人关于师生交流的研究大都以师生课堂内交流为主,然而师生课外交流却很少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因此关于师生课外交流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逐渐认识到师生课外交流带来的积极影响,正如Nadler和Nadler所提出的“教育并不止步于课堂的大门,同样地,我们研究者对于师生交流的探索也不应该局限于课堂”。本文主要研究文科研究生与其导师之间的课外交流,因为文科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和理科研究生有所不同,理科研究生通常在实验室里学习和做实验,这使得师生交流十分便利,文科研究生却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他们与导师在课外交流的时间十分有限。另外,中国有一部分文科研究生表示在他们过去的两到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除了撰写毕业论文期间,他们很少在课外与导师交流(陈竹,2014)。本文将华中师范大学与伍伦贡大学在校的文科研究生与导师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中国和澳大利亚文科研究生与其导师在课外交流的差异。本文通过使用SPSS和概率统计法来比较师生课外交流在频率、内容、方式、研究生及导师的主动性、研究生的满意度、以及师生课外交流和教师亲和力的关系这六个方面的跨国差异,之后再基于国家的不同文化来分析差异背后的原因,以及基于两国实际情况,对两国文科硕士生与导师完善师生课外交流提出建议。本文实验结果显示,中国和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师生课外交流在频率、硕士生及其导师的主动性,以及硕士生的满意度上并无明显差异。但是通过比较两国这些变量的均值可以发现:中国文科硕士生师生课外交流的频率略大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的主动性比中国文科硕士生稍强;中国文科硕生导师比澳大利亚导师主动性略强;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对师生课外交流的满意度比中国硕士生稍高。另外,中国和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和导师课外交流最多的内容都是学习问题,然而中国文科硕士生师生课外交流内容中其次讨论的内容分别是个人问题和人际交往,然而澳大利亚师生课外交流其次讨论人际交往和个人问题。此外,中国和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都认为面对面交流是师生课外交流最主要的方式,然而社交网站和电话是中国师生课外交流的其次方式,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是澳大利亚师生课外交流的其次方式。最后,中国硕士生师生课外交流频率与导师亲和力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澳大利亚师生课外交流频率与导师亲和力却无明显的相关性。本文认为两国在文科硕士生师生课外交流方面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不同国家文化对教师角色、师生关系和师生交流的不同看法以及授课模式的不同。另外,通过数据可以发现两国文科硕士生课外交流频率都处于中等水平,并且硕士生与其导师的主动性都处于中下等水平。因此,本文建议中国的文科硕士生应该首先克服害羞心理建立自信心,并勇于抛弃自古以来的等级思想以更多地参与到师生课外交流中去。对于澳大利亚文科硕士生而言,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应该在课外就主动和导师交流,而不是等到辅导课的时候再与导师交流,同时他们也可以邀请导师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以增进双方的了解。对于导师而言,两国的文科硕士生导师都应该设置固定的办公时间,并且留给学生多种联系方式让学生挑选他们适合的方式在课外联系导师。另外中国文科硕士生导师不应该太过严肃或者过于保持威严,他们可以学习一些增进教师亲和力的方法来增进师生课外交流的可能性。对于澳大利亚导师而言,他们可以在课外交流中可以适当延伸关于学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