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两性情爱”在小说中的叙述作为一种文学存在，看作是一种包含形式与意义的文化语码。试图给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作一整体性的勾勒和描述，探讨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成败得失，用叙事学、价值现象学、接受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方法对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价值方式、作家心态、创作主体的性别差异、影视传媒的衍化、文体变化等进行研究。分析情爱题材对新时期小说写作的影响，揭示情爱话题以各种方式进入文学背后的一些深层机制，对新时期的情爱小说进行重新评价，对一些流行的批评观念重新认识。 第一章 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对新时期情爱叙事进行总体上的勾勒。在新时期初期，情爱叙事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参与了历史的变革，成为时代合唱中的一部分。新时期初期对情爱叙事的争议基本上是在非文学的意义上，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只是为了讨论生活中的爱情道德和爱情理想，而较少地从情爱自身的本质出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情爱叙事不再在宏大叙事中展开，爱情的理想表达缺乏80年代前期那样旗帜鲜明的表达，一种着眼于生存的隐逸的爱情梦想在琐碎的生活之中暗自流动。20世纪90年代女作家的自传性叙事对爱情的叙述大多集中在私人的隐秘经验和各个层次的复杂内心体验之上。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既多层面地参与到新时期的历史变革之中，又表现出对历史的某些疏离。 古典情爱叙事表现的是人性美，而先锋小说倾向于表现人性恶。情爱叙事的永恒性、差异性、私人性，形成了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人性深度。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突出特点是在“情”和“欲”两个维度上来书写人性，特别是放大了“欲”实现的过程中人性中的特殊性格心理等层面。身体叙事洞开了被道德所禁锢的一个重要方面，情爱叙事多了一个重要的领域，一个紧贴着人的生命情感和感觉的世界，对于人性的多维探询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章 论述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性别差异。新时期初期的情爱叙事基本上是古典情爱叙事。性别意识在叙事中淹没，张抗抗和卢新华、刘心武的情爱叙事在本质上几无差别。解构情爱叙事的性别话语是很明显的，解构情爱叙事中女性的声音比男性的要强。作为叙述的权威，叙述主体对同性的跟踪强化与对异性的轻描淡写构成了叙述力量的差异。面对写作主体的同性，作家写起来得心应手，充分放大，并极力美化；而面对写作主体的异性，都有简单化的倾向，在精神人格上被同性的光芒所遮蔽。实现真正的超越性别的写作不仅是一个姿态立场的问题，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的性别局限和盲视不断解剖、不断完善、不断反思、不断否定的过程。 新时期情爱叙事的性别差异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其独特意义的，在新时期文学中，女性作家群体的壮大成熟是不争的事实，女权主义文化和女性写作成为社会文化思潮的热点问题，女性文学的发展壮大为情爱叙事的性别对话提供了有利的精神空间。情爱叙事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还在于新时期的情爱小说让小说真正获得了性别。在双性对比之中来研究现代情爱的历程是具有史的意义的，对比之中也能看出文学多元发展的特质。而认识潜存的性别盲视给文学带来的伤害，势必是一件艰难而又有价值的事情。 第三章论述电影与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互动关系。电影和小说都属于叙事艺术，小说的叙事性决定了在诸多文学样式中它是最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其中描写情爱生活的小说是电影改编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小说改编的新时期情爱电影不可胜数。既有探索性、趣味性又能满足大众的爱情心理期待的小说是最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芙蓉镇》所代表的时代己经成为一个历史而存在，对自由人性的爱情呼唤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符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的。《红高粱》、《菊豆》、《大鸿米店》出现在文化热兴起的语境之中，两性情爱中最自然性的一面被赋予文化的意味，或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或成为透视人性的一面窗子。《生活秀》和《天上的恋人》都是在新世纪拍的爱情电影，其中的商业运作倾向是比明显的。《与往事干杯》和《周渔的火车》都是取材于有先锋意识作家的小说，电影也是力图拍成艺术片，它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情爱叙事精神高度的代表。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被电影青睐并传达出厚重的文学本色内涵的蜜月期己经成为过去，与娱乐电影不断地制造纯情神话相对应，小说情爱叙事更多的是被当作调味品出现在商场争斗和世态生活的叙述之中，执着于精神受难的爱情本质追寻的作品大多淹没在大量俗世生活图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