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的小说《灵山》突破了“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限制,尝试在“小说”这一文类中融入听觉因素,通过问答形式的转变、独白对白的交叉、语速节奏的变化,赋予小说以“音乐性”,树立了一种新的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高行健广泛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表达方式,深受《庄子》、《金刚经》、禅宗和各类民间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表现形式,从而打破了“小说”、“戏剧”、“散文”和“诗歌”等文类的界限,据此寻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不居的现代精神的方法。高行健试图通过文本的音乐形式,将这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自我弥合,用“音乐性”的结构引导“自我”回归主体。《灵山》的音乐结构的核心是“流动性”。这股“流动性”的力量,既来源于语言、节奏在推进过程中的逻辑力量,也来自于《道德经》中所谓“上善若水”的理念。他对“声音”的追求,让其回到“文学”本身,将“说”表现为一种“敞开”的状态,在语言可及处,充分使用语言,在语言不可及处,通过动作、声音,甚至“空白”,与语言达成和解,既摆脱了“语言”的束缚,又使自身免于陷入“破执”的执着。这一追求,使他达到“悟入”的境界,进而穿透语言文字形式,在本体论层面上进入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实现“明心见性”。高行健借由“声音”、“音乐”,在《灵山》中营造了“空寂”的氛围,排除了二元的思维障碍,取消了“说”与“听”的界限,以“回声”的形式“说给自己听”,为“自我”的言说赢得空间。总体而言,高行健找到了一种表达流动的现代精神的方式,他使文学回到“文”的本身,通过“说”,打破“语言”的单纯的工具属性,拓展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将语言形式上升为叙述核心,用“音乐性”建构起一个空寂的“灵山”世界,在语言的流动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参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