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发展经济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可持续经济是中国未来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水平将会不断提高,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大的工业企业会根据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其生产行为和生产区位。因此,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而且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5-2015年30个省份的工业数据,将环境规制按生产流程的前中后期划分为事前环境规制、事中环境规制和事后环境规制,首先研究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有何差异;然后按污染密集型产业转出和转入区域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两个样本,验证环境规制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最后利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如下:(1)整体样本回归显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事前环境规制和事后环境规制都能够吸引工业企业进入,事中环境规制没有显著的作用。(2)空间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污染产业转入区域,事前环境规制和事中环境规制会显著的抑制工业企业进入,事后环境规制的作用不显著;在污染产业转出区域,三种环境规制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数,但是仅事前环境规制是显著的。(3)门槛回归结果显示:三种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区位选择间的关系均存在单个门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在门槛值前环境规制的影响系数为负值,跨过门槛值后环境规制的影响系数为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