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到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两百年间，儒学及其研习者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程：由受到打击逐渐走向受到独尊。本文要着力研究的就是儒学由遭打击的低谷到受独尊的颠峰这一历程。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涉及两个内容。秦始皇的作为及其实质是第一个内容，法家“独尊”是第二个内容。秦始皇即位伊始采取了不少举措巩固帝国政权，这些举措的实质分别是权归中央、权归一人、立功和立威。简言之，就是树立帝王至高无上的威势，树立和巩固这种无与伦比的帝王威势是“独尊”法家的政治背景。“独尊”只是帝国最高统治者树立帝王威势的形式和手段，并不是真正尊重和采纳它依“法”治国的思想和主张。儒家学派不合时宜的主张导致了帝国政权对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说的打击和禁锢。 第二章首先考察了汉初诸位帝国最高统治者在帝王威势上面受到制约的情况，并探索了他们各各不同的具体原因。帝王威势受制，往往与同姓、异姓诸侯国政权的势大难制以及朝中重臣、功臣强梁难驭同步，这是诸子复兴和汉初儒生活动的政治背景，诸子复兴又是汉初儒生活动的思想背景。汉初，帝国政权及其最高统治者无力也无意谋求思想学说的一统和专制，这就给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派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从而使他们迅速地从秦帝国时期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开始复兴的步伐。汉初诸子的复兴是全方位的。这其中包括杂家和法家的复兴；以黄老学说为新的形式的道家思想的复兴和繁荣；以蒯通和邹阳为代表的纵横家的复兴；以“五德终始说”为标志的阴阳家的再兴起；以韩信和晁错为代表的兵家的复兴。汉初积极进行活动的儒生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他们分别是立功类的郦食其和随何；立言类的陆贾和贾谊；立体类的贾山；著述传承类的诸位儒生以及政治投机类的叔孙通等。与后世儒生的表现相比，汉初的儒生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和融通诸子的学说品格。 第三章主要关注汉武帝“尊儒”。汉武帝在政治上力图重新树立帝王威势，打击地方政权和势力以实现权归中央；在中央朝廷通过破坏丞相制度实现权归一人；任用中朝士人轰击不同的声音以立威；打击异族以立功。武帝“尊儒”与他重振帝王威势是相关的，“尊儒”不能够妨碍武帝重振帝王威势。对武帝时期“尊儒”起重要作用的人不是董仲舒，因为两为“王国吏”的经历表明他并不受武帝的宠幸和重视，他不可能影响和决定帝国的文化政策。对“尊儒”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公孙弘。他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他首先为研习儒学争取到了政策上的优待，其次他自己的经历极大地鼓舞了儒生研习和传承儒学的热忱和积极性。 第四章集中讨论两个问题：霍光专权和霍光任儒。霍光专权是客观存在的：班固及后世史学家的著述中都含这种证据。霍光的专权又是极端的：他在昭帝时期控制了全部朝政和占有最高的权力，昭帝只是一个傀儡；昭帝死后，他实现了对刘贺的立而复废，这是他专权的顶峰。霍光对西汉帝国最高政权的控制一直持续到宣帝前期，即便宣帝已经即位，霍光还是迫害了身为执金吾的严延年。在霍光专权的二十余年里面，帝国的中央朝廷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和行动都是霍光意志的体现。霍光为了实现和巩固专权的局面，任用大批儒生。这批儒生在政治立场上大都倾向霍光。他们在昭帝时期代表霍光在盐铁会议上打击武帝重臣桑弘羊；在刘贺废立之际为霍光进行游说劝谏和歌功颂德。 第五章主要论述宣帝的贬儒政策。以《春秋公羊传》的研习者为代表的儒生，由于得到霍光长期任用，所以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对政治的参与和干预也越来越频繁；对现实政治的抨击也越来越激烈，这些都是宣帝贬儒态度形成的重要原因。昭宣之际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使得儒学的变化明显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变动。《春秋公羊传》的研习者，伤害了汉宣帝政权的正统性，所以遭到打击实属必然。这种打击和贬斥却是通过增立《春秋谷梁传》的博士，为《春秋公羊传》树立对手的方式来实现的。宣帝重用“能吏”也可证明他并不尊重儒学及其研习者。“能吏”的本质特点是精通法家学说，喜好严苛之治；用儒家的学说缘饰自己的为政。至于儒生夏侯胜在昭宣时期的富贵和尊宠，则主要因为政治的因素：在霍光专权期间，他在政治立场上倾向霍光；在宣帝躬亲政事以后，他甘愿为宣帝歌功颂德，帮助努力模仿武帝政治的汉宣帝实现立威的目的。 第六章的重点是元成尊儒的原因和结果。元成二帝的尊儒有两个内在的原因：帝王本人的喜好是原因之一。这个原因又与元成二帝的老师都由儒学研习者构成有关；与他们所受教育的特点有关。原因之二就是儒学本身的壮大。它使得各级重臣都有必要甚至必须借重儒学及其研习者实现自己各自不同的目的。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元成时期儒学及其研习者真正享受到了独尊，达到尊崇的颠峰。儒学及其研习者在元成时期的独尊，带来了一个后果：儒生结党。儒生结党既是儒学因为受到尊崇政治地位得到提高的必然的结果，也是儒学独尊的一个表现，这表明儒学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它们敢于同外戚和宦官势力进行斗争。元帝时期与成帝时期的结党不尽相同，但是都具有互相褒举、排斥异己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