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传统中国国内市场长足发展,区域市场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与此同时,早期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国际市场同中国市场的联系不断加强。鸦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入侵与早期经济全球化相伴携行,由沿海、沿边、沿江三个方向,逐步渗入中国内地。在长江中上游地区,西方殖民者先后与清政府约开汉口(1858年)、宜昌(1876年)、重庆(1890年)、沙市(1895年)、万县(1902年)五个通商口岸,将长江中上游地区也逐步纳入国际市场的秩序之中,由此对中国腹地的区域市场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1840年到1937年的97年间,川鄂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前后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1840—1890),四川与湖北的对外贸易开始和省际贸易发生联系,四川对外贸易沿着川鄂省际贸易的渠道进行,带动省际贸易的发展扩大。第二个阶段(1891—1911),随着重庆、沙市、万县的开埠,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不断冲击、替代着传统省际贸易的农副产品,并刺激着川省鸦片产业的繁荣,对川鄂区域市场的发展造成极坏的影响。第三个阶段(1912—1937),欧战时期国内民族工业获得一定发展,并发起了数次抵制洋货运动,国货逐渐实现了对进口洋货的替代,湖北国产机制纱也重新确立其在川省棉纺市场的地位。川鄂省际贸易衰而复兴,形成了反向替代国际贸易并重建区域市场秩序的新趋势,长江中上游区域市场结构重组,区域之间的市场联系不断增强。近代长江中上游五个口岸城市约开商埠后,对外贸易与川鄂省际贸易的交织互动,集中反映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沿江口岸的开辟,加强了中国内地市场之间、中国内地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经济发展水平在经历曲折之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攫取经济特权与海关行政特权的基础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破坏了中国国内经济正常发展的轨迹,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